不忘初心衛中華 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2】

低潮撐持 忍辱負重

1927年10月，劉少奇化裝成水手從廬山潛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由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組成。局勢異常混亂，內外環境極端復雜，身處險境，我黨非常幼稚。幾十萬革命者慘遭殺害，激發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集體趨同“左”傾冒險主義，到處發動起義暴動、“飛行集會”，更招來不必要的損失。而眾叛親離，敵我難辨，又導致關門主義，不聯系廣大群眾，不聯合中間勢力，拒絕必要的妥協。

父親對國民黨的背信棄義切齒憎恨、義憤填膺，但冷靜分析形勢，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依城市看來是低落的趨勢”，一些“鄉村看來是高漲的……但還不是有意識的行動，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應採取低潮時的保全防衛，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對暴動要有適合工農群眾的綱領，“對暴動的軍事計劃而以為是軍事投機，這是中央的錯誤認識”。1928年2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特別會議認為，“劉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觀點，如不改正是大成問題的”。

批評歸批評，干事歸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親“作為中央委員指導順直省委工作”。中共順直省委的工作范圍曾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爾、熱河、綏遠、豫北、魯西和陝北等廣大地區黨組織。

中國的北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長期被直系、皖系、奉系軍閥竊取佔據。當時，張作霖統治了黃河以北，對抗國民黨軍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壓共產黨。

置身於北方的中共，沒有“南方黨”的“國共合作”大發展期，群眾運動受限，黨內清談多、實干難。僅1928年前一年多裡，就數次遭破壞，領袖李大釗的英勇就義，激勵了革命精神，卻留下黨內領導空白。加之共產國際挑剔成分出身，各級組織大量換上工人當領導，“幼稚的黨換上無知的頭兒”，空談主義更加盛行，形式主義大行其道，光喊口號，不做實事，無原則糾紛層出不窮，思想極度混亂，組織極端渙散。

父親到順直省委開展工作。他反對冒險主義，克服關門主義，提出要真正發動群眾，吸引群眾跟隨黨，必須打抗日的旗幟。

1928年5月3日，民眾歡迎北伐軍進濟南，日本駐軍公然屠殺幾千中國軍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全國震怒。劉少奇順勢安排工作，宣傳群眾，做暴動准備（不是立即暴動），預置力量。他一貫反對倉促盲動，強調低潮防御必須要有“適合的綱領”和“軍事計劃”，被批在前。此時，卻又怪異地被中央領導指責為“有盲動趨向”。

6月，張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煽動鬧經濟糾紛的省委書記王藻文又提糙招兒，帶頭支持國民黨軍北伐，導致多級組織爭執驟起，“流氓無產階級把黨鬧得一塌糊涂……凶橫一時，大批流氓投降敵人”。劉少奇嚴厲批評，制止混亂，力主“快刀斬亂麻”。中央則更為火暴，決定改組省委，撤換書記和常委。

此時出了件事，頗具戲劇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形勢時，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現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則辯解，還是高潮，還有工農斗爭。斯大林反駁：“低潮時也有浪花。”斯大林這些話幾乎與父親的說法一樣。斯大林的話幾乎像聖旨一樣，會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錯誤。作為中央委員的劉少奇沒能參會，正在順直省委苦斗，六大將他的“低潮問題”一風吹。父親被中央任命為“特派員，代行順直省委職權”的同時，被六大（取消監察委員會，設立審查委員會）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委員3人、候補委員2人），后又當選為該委員會主席（另記載為書記）。

然而，才下眉頭，又上心頭：斯大林否定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換成“兩個高潮之間，促進新革命高潮”。被撤換的省委書記王藻文，卻被選為中央委員，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東黨組織“請願”抗議，鬧得新省委工作停止。為制止清談糾紛和派別亂鬧，劉少奇暫停京東組織活動，並針對“玉田起義”失敗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轉向為起義暴動奠基。

須知，那是在七七事變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變還早三年。父親就提出：“在軍隊中做組織與宣傳工作，在工農群眾中做軍事組織與訓練工作，實在是本黨最嚴重的任務……爭取廣大士兵群眾參加革命是最主要的軍事工作。”必須要讓民眾看到日軍對滿洲、山東以至華北的企圖，特別是在京東地區（天津、塘沽、唐山一帶），抗日的主張最能凝聚人心。幾年后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多地起義和冀東（京東）大暴動中，在創建的根據地和解放區裡，才驗証出劉少奇的先見之明、先行之遠。

白區工作，不似沙場，卻是戰場！外間，成排結隊的烈士被砍頭槍殺﹔內裡，沒完沒了的上下爭鬧糾纏。可想父親當年奮斗的凶險與艱難。

“吾謀適不用”，隻緣知音稀。因撤掉原省委書記引發的“京東問題”，中央政治局認為，中央的路線正確，方法不足，嚴厲批評父親“在工作中有取消主義的觀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的錯誤”（“取消主義”指撤掉原省委書記后，京東黨組織“請願”，劉停止京東組織活動，中共早期用詞﹔“命令主義”指動員山東、京東抗日。都是學蘇聯發明的詞），並接受“請願團”的訴求，恢復京東組織活動，開會重選省委等。劉少奇立表“堅決不贊成”，在承認自己“缺乏說服精神”的錯誤后，認為實際狀況已陷於“極端民主化”和“鬧經濟主義”，中央的指示“實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糾紛……爆發，客觀上會使順直黨的糾紛更加發展”，外殺內斗，如臨深淵！中央堅持開會改組省委常委，處分王藻文，父親做檢討。之后，“決定劉少奇調上海工作”。

對這一段混亂的情況、矛盾的決定、含糊的評價，我查了許多資料，一頭霧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組時任順直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叔叔晚年時，我去拜望，向他訴苦。老人家說：“我們一直就沒講明白，你怎麼能看明白？”他讓我查閱周恩來1943年的多次講話，說劉少奇、任弼時、陳雲和他本人（可能還有李維漢、康生）等都在場，應視為黨中央的當事人都認可的結論，意思肯定是中央批評處理錯了，劉少奇正確。我看到周恩來的講話，概括大意是：向忠發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調和主義”和“宗派主義”方式，錯誤處理了順直問題。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父親走后不久，王藻文公開策動分裂，投敵叛變，順直省委各級組織崩潰（時任省委書記和大量黨員被捕，組織活動暫停），幾近癱瘓的實踐結果已証明劉少奇是正確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員謝覺哉巡視東北后向中央報告：“滿洲的環境是很好的……我們黨的影響非常小，可謂等於零……需要一個有本事的領導者，首先做點斬除荊棘的墾荒工作……”父親回上海工作數月，6月又被派往中共滿洲省委任書記。

按說，在革命順利發展時，容易忘乎所以，而我黨卻反而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革命遭遇逆境，應該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滅敵人，而我黨倒過來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錯誤。這在國際共運中，實屬罕見。中共滿洲省委負責東北（今東三省及內蒙古東三盟等）九省廣大地區的工作，本就基礎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壞，僅有百余名黨員。劉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與叛徒破壞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主觀上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

父親剛到奉天（今沈陽）不久就出了意外。他與省委二號人物孟堅（孟用潛）到紗廠了解罷工准備情況，由於叛徒告密，在大門外被廠衛抓捕。被關押10多天后，法庭宣判“証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他與死神擦肩而過。這既突顯出白區工作事必躬親的涉險實干，又反映出當時革命環境之惡劣艱險。

這裡插句題外話：這次經歷，與1925年（國共合作時）父親在長沙被軍閥扣押、1927年在武漢的“卷旗不繳槍”，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鬧革命的殊榮奇跡功勛。40年后，卻被誣蔑構陷為黨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為顛倒黑白之典型載入青史。

回到當年的東北，張學良沒收了中東鐵路，為此與蘇聯發生軍事沖突並慘敗。中共中央提出必須擁護蘇聯，抗議張學良，不能沒收鐵路，要舉行大罷工。可是，抗議中國人沒收中國境內的鐵路，在群眾中很難做工作。劉少奇就把擁護蘇聯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緊密聯系起來，發動工人為自身利益，反對失業、爭得“花紅”集體怠工抗議，取得成功並保全自身。當時，無論在滿洲還是在全國，這都是工運中少見的勝利。恰當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時，滿洲省委“提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舉起抗日救國旗幟來凝聚民心，感化張學良及其軍隊。父親派楊一辰聯系，1929年11月9日，我黨領導在哈爾濱成功組織了以學生為先鋒、各界參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傳了群眾，得到廣泛認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發展了組織。這在白區還是空前的。亦可謂，“不以道昏而昧其視”。

旗幟卷起，抓槍沒變。劉少奇在滿洲省委成立軍委並親自主持，開展兵運，秘密武裝。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趙尚志是他要來的，楊靖宇是他指派的，並送他們去學習，“效果作用比較大”。楊靖宇任撫順區委書記，以前在河南搞兵運暴動，沒在白區工作過。父親交代，你的主要任務還是搞兵運，這你在行。同時還派遣多名中共黨員進講武堂、入東北軍，從事秘密工作。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成績是在父親“光榮脫險”后，我黨極其弱小、內外局勢極端復雜、環境極度凶險時取得的。僅僅9個月裡，在“影響非常小，可謂等於零”之地“墾荒”，已經收獲頗豐了。

然而，正當需要乘勢而上力爭再展之時，中央接連催促父親回上海。黨中央主要領導一見就劈面斥責：“錯得該死，該打五百板子……中東路爭斗（指“擁護蘇聯”罷工）可恥的失敗，是……指導機關拒絕中央的路線”，就撤了劉少奇在滿洲的職務。“中東路爭斗失敗”另有原因（主要領導變節），但劉少奇確實是“拒絕中央的（冒險主義、關門主義）路線”，靈活變通利則行，“不合於利而止”：“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斗……准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斗”。后看，他又對了。

父親走后不久，滿洲省委也遭到毀滅性破壞。成敗判明是非。

令人慶幸的是，劉少奇打下的基礎沒有白費。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聯建立，正好楊靖宇、趙尚志都用上了，事實証明他的判斷正確，工作卓有成效，為我黨領導的抗聯在艱苦卓絕中堅持斗爭、發展力量，做出可貴的人才儲備和戰略預置。“十四年抗日戰爭”，離不開我黨早期在順直與滿洲的斗爭。劉少奇的遠見卓識，突顯出難能可貴﹔他的領導實踐，已成為歷史貢獻。

國破山河在，萬裡眼中明。父親的所見所為，正契合時機、切合實際，不亦國防乎？不為軍事乎？紅區和白區的正確與錯誤，就是在這樣的對比中體現出來，經實踐檢驗出來的。

劉少奇被調回上海忙碌工作三個月后，又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趕赴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局委員留會工作。父親因提出利用合法工會（當時被貶稱為“黃色工會”）“來進行我們的工作，廣交朋友，爭取……下層工人群眾”的正確主張，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政治帽子。

此時的國內，正值“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登峰造極，要“通過一省或幾省暴動奪取全國政權”。三個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傾路線沒有糾正。正是劉少奇堅持反對李立三的“高潮論”與“調和主義”，被斥為“老右”。也恰恰因此，証明劉果然不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時，黨急需經驗豐富的老同志（曾稱劉為“工作過多年”，“最老的一個同志”）工作，鑒於順直、滿洲兩省委的興衰成敗，實際上証明了劉少奇的主張正確，中央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然而，還是赤色職工國際牌子大，不放人。父親就戴著“帽子”，襟懷坦蕩，努力工作，堅持抗爭。

劉少奇與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處共事。父親剛到安源時，同為中共湘區執委委員，受立三叔叔領導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運動中，李立三在中央領導，他們多有合作，常有爭論，堅持己見，熟悉而又獨立。此時，劉當“老右”屢屢挨批，李因“極左”被撤職送學。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個明白。我揣摩，或許都心知肚明，“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我隻知道，老哥倆還挺融洽。新中國建立后，關於工會問題有場爭論，劉、李兩位最老的工人領袖觀點一致，這是后話了。總之，他們不徇私情，不計私怨，保持友好。“文革”無端，蒙難同歸——“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在193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胡亂批判、否定一切，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持改組黨中央。估計正因為在紅區、白區的“右傾”與“反潮流（反對冒險主義主流）”，未參會的毛澤東（37歲）和劉少奇（32歲）同時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歷史卻搬演了更“左”的、更慘烈的大悲劇！否極泰來，血腥的煉獄反而造就出更雄壯、更輝煌的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