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衛中華 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3】

挺身而出 拼死抗爭

九一八事變后，在蘇聯一年多的父親回國。他后來敘述：因為“工會工作在先……很重要……工會工作隻有我做，他們不會做”，新成立的職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門，劉少奇任部長。此時，國內絕大多數同志尊崇迷信共產國際。然而，劉見識過共產國際的脫離實際，更反感中共“國際派”的教條。他反復講，既然是“低潮”就應當防衛，要提出普遍能夠接受的口號和任務，合法吸收會員，現在我們赤色工會的人隻佔全國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極狹小的秘密范圍”，應迅速擴大組織。

中共臨時中央承認處於“低潮”，說正因此才應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現在就進攻、再進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爭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論”和職工國際的“反黃色工會”還要“左”！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要保護和發展工會，先得在黨內斗爭，過“中央”這個關口！回國任職僅一兩個月，臨時中央就多次約談父親，做“總的批評”。

幾乎同時，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劉少奇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為政府和執委會主席。

這三年，父親幾乎一直挨批堅持抗爭，一直檢討堅持主見，一直拼命堅持工作，戴著“老右”帽子，又屢任要職，與同期在紅區的毛澤東，經歷頗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犯上海，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臨時中央堅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蘇聯的序幕”，要求上海發動“大規模的總同盟武裝暴動”，學蘇聯搞“中國的二月革命”（蘇俄十月革命前有個二月革命），高喊“武裝保衛蘇聯”口號，並宣稱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為反革命。劉少奇持異議：“把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位”，完全“脫離了廣大群眾”，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無疑是幫了日軍，並提出主要在日本企業舉行抗議罷工，組織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責劉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嚴令總罷工、總暴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口號下令之人，卻不懂不會組織罷工，更不敢、不會領導暴動。

長飆風中自來往。父親領導發動工人上戰場陣地，成為支持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主力，又組織起“上海義勇軍”，抵制日貨搞得有聲有色，各方聲援。為救濟日本企業罷工的工人和家屬，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團結群眾，擴大影響。宋慶齡首捐2000塊銀圓帶動各界支持。臨時中央卻“硬要在群眾中宣布他們是企圖收買工人”，嚴厲斥責“米袋子主義”，太沒有工人階級骨氣，命令撤攤退款，決不能吃嗟來之食。劉少奇憤然頂住，坦蕩處之。

顯然，這本為“十四年抗戰”早期國難當頭時，我黨對民族、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更是“低潮”中，我黨肩負起責任，發動起社會各界參與救亡，並發展了自己的空前大運動。

然而，3月14日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康生、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卻認為“中央職工部、全總（全國總工會）黨團在領導職工運動中，不能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路線，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方式”。會議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就此撤了他的中央職工部部長一職，並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潰”這種“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父親被迫檢討，不停抗爭。因無人會搞工運，中央也“不敢開除”他。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職工部”，並入全國總工會。

從1928年初到此時，劉少奇幾乎動輒得咎。他后來尖銳地激辯：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是一定要把我們黨的組織“弄到塌台的”，不把“群眾和其他派別的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是不止的”。

無獨有偶，幾乎同一時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蘇區召開寧都會議，“集中批評毛澤東主觀武斷，抗上壓下，不尊重蘇聯顧問等錯誤”，也免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職務，毛澤東回家“養病”。

情與貌，略相似，獨自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見，白區與紅區的路線分歧，都直接與國防、軍事和軍隊緊密相連。

由於顧順章（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保衛和情報工作）、向忠發（中央政治局主席）、盧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運的全總黨團書記）相繼被捕叛變，組織遭到巨損，血雨腥風扑面，臨時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陸續分散轉移蘇區，對白區的領導幾乎全斷了。連續五年的“左”傾路線，最終鬧到全國白區黨組織癱瘓殆盡。嗚呼！“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932年底，父親也進入中央蘇區，到了被稱為“小上海”的長汀。蘇區的瑞金好比首都，長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幾省交會之處，商業和工業都比較發達，工人也多。

汀州無浪換人間，楚客常思繪新天。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展開全新的工作。陳雲是臨時中央常委、總工會書記。他們就在長汀和瑞金進行調查研究，保護工人利益，鼓勵蘇區工商業發展。例如，確定廠長負責制。蘇維埃的廠長和工人是什麼關系？勞資矛盾怎麼解決？私企勞資關系如何正確處理？這些問題並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的，陳雲、劉少奇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實驗。當時，什麼都學蘇聯，根據中華蘇維埃法律，工人福利過高，沒有企業能辦得下去。劉少奇說完全照搬蘇聯的肯定不行，就報毛澤東批准，改了法律。這一段，為多年后的根據地、解放區，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經濟恢復積累了最初的、可貴的經驗。

孫子曰：兵“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當時，地方蘇維埃和工會的工作，為紅軍的建設、發展、作戰和勤務提供物質基礎，直接關乎共產黨和軍隊的存亡。

父親提出“一切服從於戰爭，即是一切服從於工人階級全體的長久的利益”。經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擴紅運動形成熱潮，僅一年左右，就動員了十萬多人上前線。今日緬懷當年的老工農紅軍，絕不能忘掉這麼多的工人是主體之首啊！

劉少奇在瑞金、長汀努力組建工農武裝。1933年2月17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店員手藝工人師（兼軍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運輸工人師（兼軍交水陸運輸）。1933年8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衛師，12800多人全是工人。這應是現在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警衛師的前身。劉少奇不僅通過發動工運兵運，組織擴紅，為人民武裝輸送力量，而且親手組建軍隊——工人師。

1934年春夏（正史記載7月，長汀有記載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圍剿”陷入極端困境。危難之際，父親被任命為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劉少奇曾任職領導的地方很多：順直、滿洲、江蘇，以至后來的北方局、中原局、華中局、華北局。1932年底，臨時中央任命劉少奇為江西省委（也可能是湘贛省委）書記，由於交通通信極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蘇區中央局未免原省委書記（李富春）。劉少奇一看這情況，遂主動放棄（此為父親的含糊自述。但時任湘贛省委書記的王首道，晚年時也向我敘述過幾乎相同的情況）。之后，他就留在長汀搞調查，與陳雲一道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此前，劉在蘇聯被任命為白區江蘇省委書記，沒能到任﹔這次，又被任命為紅區江西省委書記，到沒能任——實為逆旅顛沛奇遇。進入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前，很少人像劉少奇一樣，在那麼多地方打開局面，獨當一面，被傳為建功立業佳話。

父親在福建任省委書記僅數月，主要任務是擴紅、籌糧、運輸，給軍隊輸送兵員、運送補給，組織群眾的生產生活，怎麼減租查田，怎麼分配土地，怎麼解決工廠勞資糾紛等一系列問題，還特別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衛大隊長吳烈剿滅竹山頑劣團匪。

其間，還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卻意義不可小覷的事：劃小區域黨政組織機構，建立地方武裝，普遍成立獨立團、營，精兵簡政，為適應游擊戰爭、為接下來的敵后堅守，做出預置。

當時，最緊要的是支援前線，組織擴紅。福建老百姓參加紅軍的人確實特別多，開始出征的時候，好幾萬閩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犧牲了！離斷腸，人未歸，今我念英烈，隔世長相思——福建人民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之巨大，毫不遜色於江西人民。

中央紅軍長征前，具有標志性的一戰叫鬆毛嶺戰役。

鬆毛嶺在長汀附近，是中央蘇區的東大門，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總司令支持下，林彪、聶榮臻不顧“三人團”短促出擊和堡壘戰術，誘敵深入20裡，由紅一軍團的一師、二師和紅九軍團的二十四師在山前的溫坊夜襲，第二天又伏擊敵援兵，共殲敵4000余人，是第五次反“圍剿”中少見的大勝仗。之后，紅一軍團奉命轉移瑞金。有不少專家將此戰算作鬆毛嶺戰役前段。

20天后，紅九軍團在山嶺間又打阻擊戰，也多有專稱此為鬆毛嶺戰役。無論分段還是專稱，這是中央蘇區的最后一場大戰，戰役目的就是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9月23日，鬆毛嶺主戰役開始，戰況極為慘烈，死者枕藉、尸遍山野。戰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糧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著血，漂著尸，全打紅了，沒法兒喝。此役激戰七天七夜，是紅軍出征前最壯烈的一仗，犧牲了近萬人，“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最后，部隊基本打沒了才撤下來。9月30日，紅九軍團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啟程長征——淚如雨下！為掩護主力轉移，福建省委組織的汀州保衛戰（跨時鬆毛嶺），仍堅守至11月。國民黨軍隊蜂擁而入——血流成河！

無論在山前的溫坊，還是在山間的鬆毛嶺，劉少奇不僅組織運糧、補給彈藥，作為省委書記還親自調遣組織了近萬地方武裝（赤衛隊）配屬紅一、紅九軍團作戰。臨戰時，父親受命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直接領導、參與戰役指揮。

現在，反映紅軍長征的文史資料和文藝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艱險、其困苦、其英勇、其慘烈仍遠遠沒有表現出來。幸得今年，《絕命后衛師》《湘江戰役》總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腸決戰的英雄豪氣，而其巨大損失和教訓怎麼盡現？特別是鬆毛嶺戰役、湘江戰役、西路軍浴血河西，這樣的硬仗、惡戰如何再現？確需思考創新，僅知古人雲：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