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鳳城：中國共產黨改革觀的歷史演進【2】
2019年03月26日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二、什麼樣的改革：從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中國40年改革開放歷史有力地印証了這一結論。換個角度講，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並不斷思考社會主義優越性，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始終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布局改革、推進開放，成功地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回顧歷史，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是與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考和探索聯系在一起的。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並沒有急於給出答案，而是從思索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破題。思索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優越性集中體現於創造比資本主義更快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和更高的生產力水平，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改變過去固守的治國理念、路線和方針政策，這就是改革開放。因此，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反復指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主要任務”“中心任務”“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及至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更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通過改革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用我們的實踐來証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2]。需要指出的是，在鄧小平看來，“對外開放也是改革的內容之一，總的來說，都叫改革”，而“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3]。
在鄧小平那裡，搞什麼樣的改革、什麼性質的改革，有清楚的答案。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從社會主義本質和根本任務出發，鄧小平提出衡量黨和國家一切工作包括改革開放的標准是“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據這三個標准，就要沖破長期以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產品經濟觀念和高度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就要正視市場作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就要沖破長期以來影響經濟活力、束縛民眾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單一公有制和“一大二公”的理念與做法，就要允許個體經營、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就要沖破導致平均主義盛行和低效率的單一分配制度，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和發揮聰明才智先富裕起來﹔等等。而這樣的改革，在一定意義上，是具有“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它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的觀念和模式，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4]。
其次，改革作為一場新的革命，在方向或道路問題上必須堅定不移，那就是始終圍繞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完善。對此，鄧小平有很多論述，如“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5]既然如此，也就決定了改革“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6]。對於一些動搖社會主義的改革言論，鄧小平保持高度警惕，並嚴厲地批駁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7]。總之，改革開放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
在鄧小平奠定的改革基礎上，沿著鄧小平指引的方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將改革事業推進到以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和重心以及整體布局、分領域、分階段全面實施的新階段。實際上，改革作為一場新的“革命”對社會和民眾的真正震撼和改變，或者社會與民眾真正感受到改革作為一場“革命”的深刻意義，是在黨的十四大至十八大的20年間尤其是前1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場全面而深刻的變革，這樣一場變革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沒有成功經驗，相反，倒是有蘇聯東歐失敗的教訓。市場化改革涉及深層理念的深刻轉變、權力與利益格局的巨大變動，其難度之大、風險之巨、問題之復雜不難想見。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需要徹底改變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理念，緊緊抓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關鍵進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就需要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的國有企業進行深度改革，包括“抓大放小”的國有經濟布局、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改造等﹔就需要通過分配制度的改革，讓一切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要素活力充分迸發﹔就需要打破地區、行業區隔與利益，促成統一開放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建設與法制改革勢必需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市場經濟需要建立並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市場經濟需要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需要全方位對外開放﹔等等。正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下，更嚴格意義上的全面改革登上中國歷史舞台。進入新世紀后，一幅色彩絢麗的改革畫卷已經繪就，其中主畫面或曰最為濃墨重彩處，自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言之，中國已經不再是計劃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已經不再是單一公有制而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兩個毫不動搖”是黨和國家的長期戰略方針﹔中國也不再隻有單一的分配制度，而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資金、技術、智力等生產要素同時參與分配。與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相比，上述改革帶來的中國特色躍然紙上。當然，改革並不限於也不可能限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改革同樣成就卓著。可以說，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四梁八柱已經鑄就。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對實行什麼樣的改革的鮮明回答。換言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果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在於中國實行的是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
當然，在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過程中，始終存在一種力圖使改革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暗潮或力量。對此，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始終保持高度警惕並作出有針對性的回答。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自身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制度……立足本國國情，總結實踐經驗，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現實水平和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自覺調整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部分，調整上層建筑中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部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改革。”[8]在不斷重申“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之基本立場的基礎上，江澤民指出改革是“發揚優勢、革除弊端、大膽創新的過程”，開放是“要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優秀文化成果，引進外資，以增強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能力”。他要求“全黨同志必須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基本觀點和自覺性”，增強歷史責任感，“堅定不移地投身改革的偉大事業，通過改革，更好地鞏固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9]胡錦濤在總書記任內則以“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來表達黨在改革性質與方向上的一貫立場。
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改革事業帶入全面深化的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是習近平改革觀的鮮明時代特征，也是對新時代實施什麼樣的改革的回答。“全面深化改革”，顧名思義，首先是“全面”，它既有歷史繼承性，是涉及各領域的全面的綜合改革，同時又有特定的時代內涵。進一步而言，它是和“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融為一體的，是和進一步擴大開放尤其是和“一帶一路”倡議與實踐聯系在一起的，它要保障和促進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不斷改善民生、生態文明建設等等。這個“深化”，就是要涉激流、歷險灘，敢啃硬骨頭，打破長期以來影響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影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正在固化的利益藩籬和體制機制障礙，辦成長期以來人民期盼的事情。用習近平的話說，“改革開放越往縱深發展，發展中的問題和發展后的問題、一般矛盾和深層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務和新提出的任務越交織疊加、錯綜復雜”，但“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10]。
從更宏觀更長遠的意義上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11]。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站在新時代高度回看整個改革開放歷史，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這一結論將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有機地融為一個整體，為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性質與方向提供了最新遵循。與黨的十八大之前的一個時期相比，習近平在改革的性質和方向問題上的言說頻率更高、篇幅更長、立場也更鮮明。在他看來，改革作為我們黨領導的一場深刻的偉大革命，“有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底線”。他提醒全黨在方向問題上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12]
習近平的上述言說和立場實際上反映了新時代的要求。如前所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海內外一直存在或明或暗質疑甚至試圖動搖改革開放之社會主義方向的言行，全面深化改革似乎又提供了一次機會。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經常在具體改革舉措上主張“不爭論”，但在涉及改革開放方向問題上，他明確講過要爭論下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反復強調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要立場鮮明，敢於亮劍，“守土有責、守土負責”。中國改革的性質與方向是重大的原則問題，需要明確講、反復講。具體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共中央決議和習近平講話均明確其“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3]。就此，習近平曾專門作出解釋：“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往什麼方向走呢？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回答好。考慮這個問題，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裡面有一個前一句和后一句的關系問題。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麼道路……后一句，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兩句話都講，才是完整的。隻講第二句，不講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14]顯而易見，這段話是有針對性的，為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質與方向提供了解答。
總之，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涉及各領域的全面綜合改革，正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15]。不僅如此，改革開放還是貫穿於社會主義社會各個歷史階段的長遠戰略抉擇，就此，習近平不止一次地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與時俱進的事業。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16]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永遠在路上。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135、136、256、265、370頁。
[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6、373頁。
[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
[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142頁。
[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1頁。
[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1317頁。
[8]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5—616頁。
[9]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9頁﹔《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04頁。
[10]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頁﹔《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第101頁。
[11]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12]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4、15、22、49頁﹔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13]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12頁。
[14]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20—21頁。
[15]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