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鳳城：中國共產黨改革觀的歷史演進
2019年03月26日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1]換言之， 40年改革開放最偉大的成就，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的探索和思考從未離開社會主義這一基石、核心，而是始終圍繞它的自我完善與發展以及優越性的充分發揮。本文嘗試從改革觀的角度，注重思想的變遷，考察改革開放40年來黨的領導集體尤其是領袖人物對改革的認識歷程[2]。
一、為什麼要改革：從“擺脫貧困”到“必由之路”“關鍵抉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於改革意義與作用的認識可謂舉足輕重：“不改革就沒有出路。”[3]這一論斷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最切近的原因上講，不搞改革就無法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二是從長遠看，不搞改革開放便無法實現現代化。換言之，鄧小平的改革決心直接導源於貧窮對黨和國家的拷問。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奠定了根本前提。對此，鄧小平給予高度評價。但不能否認的是，由於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制約特別是“左”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經曲折，“文化大革命”更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的溫飽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際，中國農村有2.5億絕對貧困人口，城鄉人均口糧和城鎮職工工資與1956年、1957年相比不升反降﹔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佔比僅為1.8%。正是在對貧困落后有著深刻認識的基礎上，鄧小平在改革之初反復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長期貧窮影響社會主義聲譽，社會主義應該共同富裕，等等。1987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總結性地談到，中國在過去的20年時間裡，“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4]
如果說擺脫貧窮是鄧小平啟動改革的直接動因，那麼實現現代化則是長遠的戰略考量。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振聾發聵般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5]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講：“這幾年，鄧小平同志一直在說，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6]這一概括是准確的。在鄧小平看來，改革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首要政策，誰也不能阻擋中國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就不能實現溫飽、小康和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及至90年代，鄧小平更得出結論：“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7]鄧小平對改革開放意義的認識是和他對時代主題的判斷、對世界經濟與科技迅猛發展的深刻感知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國門重新打開，在匯集多方面信息和冷靜觀察的基礎上，鄧小平逐步認識到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更重要的是，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越來越多地了解到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與科技的日新月異，並在國際比較中痛感中國的落后。對此，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於不是按月來計算，而是按天來計算。”[8]這促使中國必須知恥后勇、奮起直追，用鄧小平的話說：“現在世界突飛猛進地發展，科技領域更是如此，中國有句老話叫‘日新月異’，真是這種情況。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9]
鄧小平改革觀的形成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觸發因素，那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重新認識。“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空前劫難，也以一種極端夸大甚至扭曲的方式將傳統社會主義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對此，鄧小平經常論及，如“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們要改革開放”，“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改革的內容為什麼那麼廣泛深刻呢？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10]。與此同時，鄧小平的反思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展開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証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11]。正如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言：“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於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於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於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12]
當歷史行進到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恰恰是改革開放10周年之際，國內爆發了一場改革向何處去的大爭論。在漸進式改革的進程中，新舊體制並存帶來經濟秩序的某種混亂和權錢交易盛行，引起民眾不滿﹔政治風波后，一些人借助反和平演變的政治要求，質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尤其是黨的十三大確立的改革方向。圍繞改革“姓社姓資”的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蘇聯東歐劇變更使中國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因為蘇聯當年搞的就是市場化改革，結果市場把社會主義“化”沒了，把一個強大國家“化”得四分五裂，中國難道還要搞市場化改革？於是，針對黨的十三大呼之欲出的市場化改革方向，社會輿論中出現了一種強化計劃與市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本質區別這一傳統觀點的傾向。在改革處於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旗幟鮮明地提出，計劃與市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更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中國改革步伐要加大加快。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將改革開放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如果說鄧小平啟動了改革開放大幕並進行了艱辛探索，那麼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則將改革開放事業帶入以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重心的全面推進、大刀闊斧的新階段。鄧小平南方談話只是提出了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出了題目，江澤民等人的使命則是要做成文章、完成任務。如果說擺脫貧困、實現現代化是鄧小平啟動改革的原初動力，那麼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把改革繼續下去的動力則是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確保鄧小平提出、黨的十三大鄭重宣布的20世紀末實現小康、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變為現實。
將改革事業繼續下去的決心，離不開對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深刻認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指出：“二十多年來，我們大膽探索，勇於實踐，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生了巨大變化。”[13]胡錦濤也經常強調，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沒有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就沒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就沒有“今天發展的大好局面”等等[14]。基於上述歷史判斷，江澤民、胡錦濤把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將改革開放視為中國各方面發展進步的動力和保証，指出改革開放“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決策”“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要把改革作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項工作的“強大動力”“體制保証”，等等。
當歷史的腳步邁入新世紀后，當中國改革開放走向而立之年之際，中國快速發展的成就已經令全球矚目。但在30年快速發展的進程中，生態環境日趨惡化、資源消耗過度，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問題嚴峻地擺在國人面前﹔地區、城鄉、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日趨嚴峻地考驗著共同富裕的目標和追求﹔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然而遠不夠健全。如果說，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主要改革功績是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以之為基礎推進了各個領域的改革，基本架構已經樹立，主要舉措已經亮相，那麼，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面臨的任務就是深化細化改革，補齊某些重要領域例如文化體制的改革，解決伴隨市場化改革而來的新矛盾新問題，健全包括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各方面體制機制，以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正如胡錦濤指出的那樣：“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體制創新，以改革的新突破、開放的新局面來贏得各項事業的新發展。”[15]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以及由此構成的綜合國力居於世界前列。也正因為此，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站在舉世矚目的成就之上回顧歷史，習近平對改革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給予高度評價：“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16]。站在歷史與未來的時代交匯點上，習近平將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自覺更明確也更頻繁地聯系在一起。他指出：“實現黨的十八大描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繼續充分釋放全社會創造活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17]不僅如此，他還從更宏觀更長遠的角度得出總結性的結論，“改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之道”，“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都要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決不能有絲毫動搖”，“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一以貫之、鍥而不舍，一定能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18]。換言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繼續中國的改革事業，其動因除了要解決迫在眉睫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加快法治國家建設等任務外，更重要的是著眼於長遠和未來，希望通過繼續改革保証中國“強起來”加速推進，保証“兩個一百年”目標勝利實現。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中國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從根本上還要靠改革開放。”[19]這些思想無疑發展和深化了自鄧小平以來關於為什麼要改革以及對改革之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1]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2]本文范疇下的“改革觀”，主要指向有關改革的宏觀、全局性認識而非具體改革舉措的言說。因此，本文主要圍繞有關改革開放的作用與地位、性質與方向、方法論等方面的論述展開考察，重點厘清中國共產黨在為什麼要改革、搞什麼樣的改革、怎樣進行改革等問題上的思想演進。
[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頁。
[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5]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頁。
[6] 《胡耀邦文選》，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4頁。
[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8頁。
[8]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頁。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2頁。
[1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42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2、264頁。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1194頁。
[12]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13] 《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4頁。
[14] 《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1頁﹔《胡錦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7頁﹔胡錦濤：《把科學發展觀貫穿於發展的整個過程》，《求是》2005年第1期。
[15]胡錦濤：《把科學發展觀貫穿於發展的整個過程》，《求是》2005年第1期。
[16]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10頁﹔習近平：《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個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17] 《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4日。
[18]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00頁﹔《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10頁﹔《高舉新時代改革開放旗幟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人民日報》2018年10月26日﹔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