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鳳城:中國共產黨改革觀的歷史演進【3】

楊鳳城

2019年03月26日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三、改革方法論: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

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與科學的改革方法論密不可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在改革方法論方面均有豐富的思想,這其中既有一以貫之的內容,又有與時俱進的創新,總的看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經驗的積累而日益自覺、明確和系統化。

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面對的是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隻能在摸索中前行,但這並非意味著信馬由缰。回看歷史,他在改革方法論方面實際上有著極富時代特色的內容。

首先,把解放思想、“摸著石頭過河”、大膽闖大膽試與穩步推進、及時總結經驗結合起來。綜觀相關文獻,可以看到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講得最多的話是“膽子要大”“敢於試驗”“不要怕冒險”,“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否則就“走不出一條新路”,“改革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即使犯了錯誤也“不值得那麼大驚小怪。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改革了”,等等。鄧小平如此不厭其煩地鼓勵大膽試大膽闖,是因為當年傳統社會主義觀念根深蒂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導致的思想僵化十分嚴重,不打破長期束縛人們的思想禁錮,改革開放便寸步難行。與此同時,鄧小平也提醒人們注意改革“要搞得比較穩妥一些,選擇的方式和時機要恰當”,“決心要堅定,步驟要穩妥,還要及時總結經驗,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不使小的錯誤發展成為大的錯誤”。換言之,敢闖敢干不等於蠻干,要把解放思想和理性冷靜結合起來,把決心堅定和穩步推進結合起來。用鄧小平的話說,改革“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哪些事進度要快一點,哪些要慢一點,哪些還要收一收,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干”[1]

其次,把鼓勵先行先試和“不爭論”、“允許看”、以點帶面逐步推進結合起來。改革開放之初,既缺乏經驗,思想僵化又較為嚴重,因而鄧小平採取鼓勵式改革,而非一刀切或大呼隆式的運動改革。他清醒地認識到:“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無論是經濟特區和農村家庭經營還是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全面改革均是如此,改革既然“是偉大的試驗,是一場革命,怎麼會沒有人懷疑呢?”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時候隻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2]允許有不同意見,但不能搞無謂爭論。由於思想僵化,改革的進行經常伴隨著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爭論。鄧小平更多鼓勵通過改革實踐“拿事實說話”,不止一次地論及“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3]。在鄧小平看來,改革開放是一個試驗,先訴諸局部試驗,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以點帶面,漸進式拓展。但是,改革一定要有緊迫感,一定要先動起來,有先行先試者。鄧小平反思此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目睹當時資本主義的發達,不斷強調改革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鼓勵“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而局部試驗、漸進式改革則保留了中央決策者的糾錯能力,避免了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再次,把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有領導、有計劃地推進改革結合起來。鑒於改革開放是全新的事業,鄧小平鼓勵各種改革試驗。農村家庭經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市企業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江蘇發展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浙江發展私營企業的“溫州模式”,廣東發展“三來一補”、中外合資企業的模式等等,都是地方和群眾的創造。各種局部性試驗為形成全局性政策提供了經驗基礎,改革的實踐為自身開辟著道路。應該說,這也是鄧小平走群眾路線的改革方式,他多次提到群眾探索與基層創造帶來改革奇跡,“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4]。尊重人民首創精神並非鼓勵蠻干或一哄而起地搞改革,而是分別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方略,對於一些綜合性的深層次改革,鄧小平強調一定要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推進。例如,80年代后期,在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和價格改革之際,他便強調“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等等。

黨的十四大以后,在繼承鄧小平改革思想的基礎上,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方法論方面亦有新發展,這突出地表現在對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關系的辯証認識方面。改革涉及利益調整,自然會誘發一些不穩定因素。出於改革大局和長遠考慮,鄧小平強調,“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離開國家的穩定就談不上改革和開放”,“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穩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等等,由此可見“穩定”在鄧小平那裡的剛性要求程度[5]。從鄧小平的上述思想出發,根據新的形勢,總結相關經驗,江澤民進一步闡述了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沒有改革,我們就不可能走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我們的事業就不可能保持順利前進﹔沒有發展,我們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沒有穩定,改革和發展都無從進行。”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把握好這幾個方面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保持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6]

進入新世紀后,改革經驗愈來愈豐富,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改革的綜合性、復雜性、關聯性、深刻性日趨顯現。胡錦濤在繼承並不斷重申鄧小平、江澤民有關改革方法論的同時,開始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角度要求“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既堅定不移地大膽探索、勇於創新,又總攬全局、突出重點,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在實踐中積累經驗,不斷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相協調,使改革獲得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7]

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從新時代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的特點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出發,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在改革開放方法論方面形成了系統思想,這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大關系的認識上。

首先,正確處理頂層設計、統籌謀劃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中國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引領和重中之重,之后是科技、教育、政治、文化等領域改革陸續跟進。及至黨的十八大,改革已經形成全面綜合、共存共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整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是時代使然。就此,習近平講得比較多。他經常論及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領域各項改革的整體性、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可行性研究,指出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但他也不止一次地特別指出,加強頂層設計不是不要“摸著石頭過河”。由於“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初期的特殊作用和當年鄧小平的提倡,在中國廣為人知並因此具有了特定的歷史與政治意義。習近平給予“摸著石頭過河”以高度的歷史評價,認為沒有這一思想方法,中國改革開放就走不到今天。同時,他又給予其創新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解釋,指出“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是富有中國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原理,在當今全面深化改革中仍具有“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意義。總的來看,對“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富有歷史高度和理論深度的闡釋在過去是沒有過的,“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証統一的”。[8]

其次,正確處理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之間的關系。改革開放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在全面協同配合中推進。如果說頂層設計重在方案的統籌謀劃,那麼整體推進則重在改革落實、具體舉措和效果方面的協同,即形成改革合力,“促進各項改革舉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聚焦發力”[9]。當然,整體推進不是平均用力、齊頭並進,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10]

再次,正確處理膽子要大與步子要穩之間的關系。解放思想,大膽闖大膽試,同時步子要穩妥,是鄧小平指導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習近平在繼承這一思想內核的基礎上,又作出富有新時代內涵的闡發,因為經過多年改革,“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可以說,改革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部門、地區與群體利益的復雜格局,使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和艱巨程度毫不遜色於改革開放初期。在習近平看來,搞改革不可能四平八穩、沒有風險,隻要經過了充分論証和評估,隻要是符合實際、必須做的,還是要大膽干﹔矛盾越大,問題越多,越要攻堅克難、勇往直前。他明確指出:“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於擔當,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11]換言之,膽子大不是蠻干,尤其是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要穩扎穩打,通過不斷努力逐步達到目標,積小勝為大勝。

最后,以問題為導向,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結合起來。問題導向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特點,也是重要的方法論,這同樣體現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重大問題、關鍵問題進行思考,找出答案﹔要從老百姓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必須加強黨的領導,無論是頂層設計、目標導向還是重要領域和環節的改革,都要加強黨的領導﹔與此同時,要充分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實踐、尊重創造。他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的事業,必須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要鼓勵地方、基層、群眾大膽探索、先行先試”。[12]在他看來,“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 [13]。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結合起來,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結合起來,把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統一起來。習近平的這一方法論,既是其經常講的“以人民為中心”和“黨是領導一切的”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總結。

習近平改革方法論內容豐富,以上概括僅是從言說篇幅長、頻率高、創新性強等三個維度進行的初步梳理。實際上,習近平的有關講話還論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規律的關系、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關系、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以及增強戰略思維、辯証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等,高屋建瓴且富時代特色。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拓展,習近平的改革方法論一定會與時俱進,更為豐富、深刻、系統和全面。

回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共產黨改革觀的歷史演進,可以清晰地看到鄧小平的奠基和開創作用,他提供了大綱、原則和方向﹔之后的領導人不斷豐富其內容,寫成文章,繪就藍圖,加以細化、深化、系統化﹔及至習近平,則在已有豐富經驗和巨大成就的基礎上,高屋建瓴,創新發展,集於大成。回顧40年的改革觀,既有一以貫之的靈魂、原則和精神——實現現代化,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又有法與時變的創新和發展。正是在繼承和發展的接力思索和闡釋中,富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觀指導和推動著改革開放事業不斷走向全面和深入。

(本文作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教授)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9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6、374頁。

[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382頁。

[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

[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4、287頁。

[6]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11頁﹔《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9頁。

[7] 《胡錦濤文選》第3卷,第167—168、575頁。

[8]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34、35、43頁。

[9]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9頁。

[10]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4頁。

[11] 《習近平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人民日報》2014年2月9日。

[12]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8頁。

[13]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求是》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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