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战士忆抗联岁月：晚上11点后雪地里收发电报【2】

抗日游击队生涯

妈妈牺牲后，1933年的冬天，我跟随夏云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1936年牺牲)一起上山，开始了游击队生涯。一开始没有武器，1934年春节的时候，我们想办法假借到地主家拜年去弄武器。因为平时地主家里都养了狗，没人敢进去，过年就不一样了，年三十那天接门神，门都打开了。我们派了七八个突击队员进去，装作拜年的样子。夏云杰他们带着两把枪——一支是没有撞针的七星子，一支是没有子弹的六轮枪，有的人就把油瓶子藏在衣服下面当枪。我们剩下的人就在外面的苞米地里藏起来，观察里面的情况。夏云杰趁着地主不注意，把枪拿出来，说：“你们不要动，我们是抗日的，我们不杀你们，只想找你们借枪用用。”接着又对他们宣传了抗日思想，地主就把家里的十几把枪拿出来交给我们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正式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在夏云杰领导下新成立的汤原游击队，开始成员只有三四十人。记得有一次，冯仲云到了我们部队，天黑后一起进山。经过一个金矿的时候，满地都是矿坑，冯仲云是高度近视，因为下着雨，他看不清路，我就拽着他一起走。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他的拐棍，就这样进了山。

那时我才十几岁，人小，比较听话，大人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开始负责跟裴大姐(裴成春，朝鲜族抗联女战士，1938年牺牲)做饭，抱柴火、烧火、淘米、煮野菜。我没有经验，锅烧开了就把一缸子热油往里面倒，油和水一碰，就溅了出来，把我手上的皮烫掉了，很疼，我也不敢哭。山里头的一个老乡看见了，给我抹了獾油才慢慢好起来。我们当时没收了一个地主家的缝纫机，但是谁都不会用，地方组织找来了一个裁缝师傅，教我用缝纫机，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做缝衣服的工作。那时候的生活相当艰苦，白天黑夜地为部队缝衣服。白天还好，晚上没有灯，就靠着月光干活，实在看不见了，就点松树明子火在机器旁边干。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睛，手指头不小心都伸到针下面，针差点就把整个手指穿透了，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师傅一走，缝纫机就出了毛病，一蹬线就断，急得我直哭，因为师傅没有教我怎么修缝纫机。后来裴大姐和我一起，把所有的零件排好号，拆开来，清理里面的线头灰尘，擦干净，上了一点豆油，再按照排号顺序装上，就又可以用了。1936年7月3日，由裴大姐介绍，冯仲云同志代表满洲省委，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37年，在抗联六军的密营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好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有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李兆麟)、周保中等。开会期间有举办晚会，就是各个队伍互相推举对方唱歌跳舞。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大概是赵尚志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同志，还有好多小伙子，给他们找个对象吧。”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三军的于保合。

我和于保合能结婚，跟裴成春大姐有很大关系，她不仅是我的战友，更像我的妈妈，一直照顾我。她命很苦，家住汤原，她爸爸喝酒赌钱，把她卖给了一个老头当童养媳，后来她们那儿有了革命组织，她就去参加了游击队。她的弟弟裴敬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二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牺牲)是我的同学，当时我上二年级，他读四年级。我们家很困难，他常来帮我们家干活，我奶奶和妈妈都很喜欢他。我们两个开始恋爱是参加游击队以后的事情，但是后来他牺牲了。这时，裴大姐动员我说：“你已经快20岁了，不能跟着我一辈子，你该结婚了。”开始我坚决不同意，后来裴大姐老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将来部队发展，女同志也少，你一个人跟着部队走不方便。”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这样和于保合结婚了。我们的证婚人是赵尚志、冯仲云，参加婚礼的有周保中、张寿篯。

1941年，因为赵尚志反对《王康指示信》等原因被开除党籍，而我和丈夫于保合都是赵尚志的部下，所以也被一同开除了党籍，直到1945年才通知我恢复党籍。

1937年11月，于保合到六军密营来接我，我就这样离开了六军，去了三军。那时候我第一次怀孕，当时想吃酸的，野地里有一种果子叫酸木浆子，我就摘几个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在1938年5月，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大部队出征反讨伐。我跟一对朝鲜族老两口，去了锅盔山密林一个小河边，搭了一个帐篷，3个人住在里面。当时没有吃的，所以我也没有奶，小孩子出生后大概一个礼拜就饿死了。之后我又回到了部队，跟随部队一起走了。

1938年夏天，斗争形势恶化。三军四师作战失利之后，继任师长陈云升也出现动摇，于保合建议他去找六军一师，他不同意，还缴了于保合的枪。一看这个情况不对，我们都很紧张，于保合就提出去找三十二团，陈云升说我不和你们走，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抗联游击队的领导，觉得不能抢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抽烟，还要受人家指挥，很受限制。于是我们就找三十二团去了，直到碰见了二路军参谋长王效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告诉了我们李铭顺的驻扎地，并派了一个老大爷给我们带路，我们才找到了李铭顺和三十二团，保合同志兼任了团政委。

后来部队里出了一个叛徒，他带着日本人把部队准备过冬存储的粮食都挖走了，没有粮食就没法过冬，部队减员严重。叛徒知道我们驻扎的地点和活动规律后，我们也不敢继续待下去，于保合就同李铭顺商量过江去苏联找赵尚志。

过境以后，我们30多人在国境边上碰到了苏联红军，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村庄的仓库里面，关押了大概一两个月。后来他们开始培训我们使用无线电，让我们给他们做秘密侦查工作。我们坚决不同意，咬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见赵尚志回游击队。当时我们住在一个楼房的半地下室，谁也不能见，苏联内务部的人常来调查情况，我们也什么都不说，最后苏联方面无奈答应让我丈夫于保合单独和赵尚志见了一面。当时的赵尚志也是单独隔离，他只是很简单地告诉我丈夫准备回东北。

1939年夏天，苏联同意赵尚志率领抗联司令部100多人回东北。回国以后的第一次战役是打乌拉嘎金矿，当时我们遭遇了一队拉给养的伪军，才知道旁边有金矿，于是攻下了那个金矿，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并且缴获了一个电台。当时我们冲进去的时候，电台还亮着灯，发报员一听见枪响，就躲到桌子下面去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那部电台，但因为没法拿，也没有再使用。于保合和陈雷(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还对金矿的工人进行了革命宣传，工人们自愿帮助把缴获的白面背进山，再后来他们也慢慢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后来又消灭了两支日本军事测量队，取得一些战绩。但由于抗联内部矛盾尖锐，部队再次撤到苏联。越境前想着还会再回来，就把电报机埋在雪下，但是苏联人不同意，他们怕机器被敌人拿走，所以只好又派人返回去，把机器从雪地里刨出来，背回苏联去，他们才放心。

那个时候苏联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平常管理很严，不许到处跑，不许接触国境边上的苏联人。平时在山坡上搭个帐篷，大家在里面学习，男同志学习扔手榴弹，女同志和另外7个男同志学习无线电。我和丈夫于保合都是学习无线电的，他非常熟练，有什么毛病和困难都能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