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战士忆抗联岁月：晚上11点后雪地里收发电报

李在德(94岁) 口述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 整理

编者按：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自2012年初开始，先后在北京、辽宁、黑龙江等地，对10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和抗联子女进行了口述史访问。这些老战士年纪最轻的也已近90岁，在此次访问中，他们讲述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并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战斗与生活中的细节。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本报将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合作开辟“中国记忆·东北抗联专题”，将这些口述史选编成文，于每周五连续刊出，以飨读者。

爸爸因抗日而被捕

我是1918年2月10日出生的，属小龙，今年94岁。我的爸爸叫李相熙，他在朝鲜时就结识了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和他领导的反日斗争组织朝鲜国民会，并参加了朝鲜独立团。他们经常穿过鸭绿江，到中国境内组织反日活动。

我的妈妈叫金成刚，我的奶奶叫安顺姬。我老家在朝鲜平安南道，爷爷因为受地主迫害，被毒打致死，我3岁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和奶奶一起来到中国。当时爸爸背着两床被子，还有锅碗瓢盆，妈妈背着我，过了鸭绿江一路往山里走，在安东(今辽宁丹东)找到了一个朝鲜人聚居的小屯子，就在那里落了脚。

到中国以后，爸爸继续参加独立团的武装反日斗争。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很少在家。当时有一个叛徒将爸爸的情况告诉了国境上的警察，等到爸爸回朝鲜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对他进行了抓捕，并关进了监狱。我们那时候在安东不知道消息，也没有人通知我们。我的叔叔在朝鲜得到消息后去监狱看过爸爸，后来给我们写了信，我们才知道爸爸进了监狱。看管监狱的人很讨厌叔叔总来探望我爸爸，于是对他说爸爸已经死了。后来，叔叔给我们写信说爸爸在监狱里牺牲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爸爸的消息。

有一个叫张应汉的叔叔很同情我们家的遭遇，一直照顾我们，他家有他妈妈和他妻子三口人。他们搬家，我们就跟着搬家，妈妈背着我走，那年我才5岁。在张应汉叔叔的帮助下，我们到了凤凰山。1924年秋天，从那儿坐火车到了哈尔滨的梧桐河，我们和几十户朝鲜人一起在河边垦荒种稻子，刚去的时候那里没有人，大家就临时搭棚子，或者挖地窨子，慢慢地去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一个屯子，叫河西村。

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梧桐河边有河东村和河西村，河东村离松花江比较近，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两岸在当时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办了一所小学校——模范学校，从1928年以后，担任校长的是朝鲜人崔庸健(后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列宁诞辰歌》。那时我们最崇拜列宁了，课本里、课堂上都在讲列宁。崔庸健是中国共产党员，参加过广州暴动，失败了以后回到了东北。他办夜校，组织群众，发展党组织，并介绍我妈妈入党。梧桐河开始有了各种革命组织，有妇女会、农民会、青年会，他还领导了一次梧桐河农民抗租斗争。那时候我们喊他“大大”，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在河西村时，有一次我背着一个老师的小孩，到梧桐河边去玩，崔庸健看见以后，第二天问我上哪去了，我实话实说。这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学生不许一个人到梧桐河边去玩，后来我被罚站一个钟头。在他的影响下，我后来参加了学校的少先队组织，还参加军事训练，站岗放哨，对革命的认识慢慢也清晰起来。

妈妈壮烈牺牲

1931年松花江发大水，梧桐河两岸和学校都被冲毁了，我也失学了，便和家人离开了河西村，随着难民走了两天，到了鹤立铁路一个叫7号的屯子附近，后来这个地方慢慢建立起了一个7号新屯。

“九·一八”事变以后，7号新屯成了满洲省委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那时我妈妈是县委委员、妇女主任，我也加入了青年团，组织上非常相信我们家，我奶奶也对同志们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就成了党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来做地下工作，住在我们家。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奶奶说天气冷，让他在屋子里睡觉，可他说：“我是一个青年人，年纪轻轻的，身体好。”说什么也不在屋里睡。那时候土匪很多，有些土匪名义上是抗日，实际上是“胡子”，四处抢吃抢喝。有一次土匪突然进村抢东西，冯仲云来不及躲避，我奶奶跟冯仲云说：“你不要说话，装哑巴。”妈妈把他的眼镜摘下来，藏到怀里。土匪进屋看冯仲云不像当地人，硬说他是日本特务，抓起来要枪毙。奶奶对土匪说：“这是我儿子，从朝鲜来看我，他是哑巴，不会说话。”我妈妈也大喊：“他是我弟弟！”拦住他们。正相持不下，屯子里的群众也出来帮助劝阻，都说这就是我奶奶的儿子，是从朝鲜来的哑巴。就这样，保护了冯仲云。不久，奶奶就病逝了。

我的母亲原来有一个朝鲜名金顺喜，后来冯仲云说这个名字不好听，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金成刚”，意思是“成为钢铁一样的人”。她参加了县委的抗日组织工作，经常会在我的衣服里缝好一封信，让我跑交通为附近的党组织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党布置的工作任务，还有一些敌人活动的消息。1933年春，冯仲云得到敌人活动的情报后，离开汤原回到省里。

1933年夏天，抗日斗争形势紧张，一些党团员白天都不敢在村里住，晚上回家帮助干活，干完工作后就到野外挖的地窖里去住。1933年中秋节那天，我没有回家。妈妈和裴治云叔叔他们在我家开会，因为觉得第二天是中秋节，敌人应该不会出来，于是麻痹大意了。结果敌人出动了，把村里许多人抓到了在鹤立的日本宪兵队。

为保护我们藏在村外的二三十名党团员，妈妈他们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日本人拿竹签扎他们手指头，灌辣椒水，最后她和一起被抓去的12名烈士被敌人活埋了，妈妈就这样牺牲了。此后我也不能再住在家里，一直住在河边的地窖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