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忆二大
（1966年）【2】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即季诺维也夫――摘者）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举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莅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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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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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诺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得出一些批评和希望。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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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一予以确切的说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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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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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