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忆二大
(1966年)【3】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俟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要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的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向]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党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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