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回忆中共四大（1990年2月）【2】

陈延年等并未与会

与会人员包括中共中央局委员、社青（共青团前身，当时名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负责人，中央局各部分工作主干和来自各地的代表。名单据记忆所及，分列如下：

1、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陈独秀（仲甫）、蔡和森、瞿秋白。（未

出席者李大钊（守常）、毛泽东）。2、中央工作人员：张太雷、郑超麟等。3、社青团中央委员：林育南、邓中夏、恽代英；工作人员：任弼时、张秋人、张伯简（洪鸿）等。4．各地代表：（上海）庄文恭；（武汉）陈潭秋；（湖南）李维汉；（广东）谭平山；（北京）范鸿劼；（天津）李逸；（山东）尹宽；（安源）朱锦棠；（唐山）阮济；（旅法支部）周恩来；（旅俄支部）彭述之；（旅海参威支部）何今亮（即日后五卅运动中职工方面大显身手之汪寿华）。5．职工运动负责人：项德隆（英），李隆郅（立三），罗章龙。6．妇女运动负责人：向警予。7．其他参加者：施存统（复亮），王一知（施妻），杨之华（瞿秋白妻），张崧年（申府），刘清扬（张妻），沈定一（玄庐）等。

上述都只是记忆所及，遗漏或错误均所难免。有些党史书说有陈延年（仲甫长子，在广州负责），赵世炎（北京负责人）和王尽美（山东负责人）等参加，笔者可以断言决非事实。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四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合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其他中委或重要人员未曾参加大会者，有李守常（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和陈延年。李、张由于中山先生正卧病北京，为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与段祺瑞的“执政”政权斗法，北方工作非常吃紧，不能离开；那位“南天王”陈延年，在广州亦因工作吃紧而走不开。至于毛泽东，原是三届中委，却在大会举行前约一个月，由上海回湖南“养病”，亦未来上海出席。

大会会期，据笔者判断，应该是一月十九日到廿三日。根据是：一月廿五日是阴历乙丑年正月初二，那天我和阮君已搬回学生总会，寂寞地度过新年。大约是前一天，由大会会所迁出，那天是星期六，以是可以断定大会已在更前一天，即廿三日结束。如果会期确是持续五天，那开幕在一月十九日是合理的推测，那天正是星期一。照常理不应在更前的十七或十八日举行，那两天适值周末。[编者注：据熟悉党史资料的李华明同志认为，“四大”会期按其通过的《修正章程》等31条所指出的，应是11日－22日，共12天。“根据大会的内容，5天时间很难完成”。]

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看作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顺便说及，他于1924年暮春由莫斯科返国，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录者）中央准备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天津工作，乃天津某些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他有成见，表示反对。中央乃改派他去广州。这一来，他反而因挫折而得福，一则当时广州的革命高潮恰好给他以发抒抱负的机会，奠定他日后成就的基础；二则彼时北方白色恐怖严重，他去了广州，中央改派一位新由莫斯科回来的川人李季达到天津负责。乃仅仅两年，就遭直鲁系军阀逮捕杀害。周在天津是五四运动健将之一，许多人都认识他，在秘密工作中很难掩蔽。

据报告，当时中共党员达千人左右。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和湖南—特别是安源以及武汉。至于笔者所代表的天津，虽也是工业巨埠，党员充其量不足二十人。党组织成立只有短短不到四个月。实际工作多在SY掌握中，而SY组织也仅在1924年5月才成立。只是天津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学生、工人以至一般市民中很的潜在的强烈革命意识。

本文只就记忆所及，略述有关“四大”会议经过，对于大会议案内容和政策方面问题，那是正式党史的任务，本文不拟多说。但有几点值得一提。

在新年前不久，在北京晤及谭平山，谈起即将召开“四大”，他说此次大会在政策上只是继续发展业经决定了的路线，不致有所改变，也不致像前此“三大”那样有许多争端。事实上确属如此。但并不足以减低“四大”的重要性，因为此次大会是中共一个主要从事宣传的小团体发展到专向全国广大群众运动的关键，并继之在群众斗争和现实政治中有重大表现。在消极方面，过去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所引起的重大争端，由于第三国际方面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同是以资本帝国主义者为斗争对象，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民族革命运动；因此，以前有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争论，从此告一段落。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此外就是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胡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帐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按：彼时刘仁静已贬抑到北京任SY地委，旋即派往莫斯科。随后举行的SY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SY中央彻底改组，改由张太雷负责，任总书记；改选中委，旧人只保留一个恽代英，邓中夏转去从事职工运动，林育南只是候补中委。后来张太雷因故他调，仍由林育南任书记。有关文献虽多丧失，仍有少数原文见于中、日方面若干党史著作。

记得在某一次会议中，蔡和森与彭述之意见不同，引起争辩。彭指摘蔡犯了左倾幼稚病，蔡则说彭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农民运动问题在此次大会中首次提出，但虽作出议案，并未认真立即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