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回忆中共四大（1990年2月）【3】

伍廷康氏未作报告

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维金斯基（华名伍廷康）。某日会议结束时，秘书处报告称维金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会合。我们依时前往，见到维金斯基。他开口就说他原来准备就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引起租界方面注意，只好停止进行，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任翻译者是张太雷或他人已记不清，只记得他关照各代表公批外出，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我们外出时并未见路上有何异状，只是突然有许多华人晚间进入苏领馆，自难免引起警探注意。至于维金斯基所说的报告，则直到终会也未见在会议中提出。[注：李华明同志认为“四大”通过十几个决议案中有《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决议案》等，说明“四大”是传达了共产国际“五大”的报告的。]

最后一项节目是推举第四届中央委员。那并非由各代表投票或选举，而只由陈仲甫提出一项名单交大会表决。计正式中央委员9人，名单如下：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彭述之、项德隆。

当时，有山东代表尹宽提出异议，说他动身之前，山东同志有一项意见，表示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仲甫当加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未坚持。按张国焘是中共原始建造人之一，在劳工和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能力极强，缺点也多，所以引起若干人不满。他原为二届三名中委之一，负责中央组织部；到三届大会因一些争端未能蝉联中委。此次大会他未能出席，但有一信写给大会，申述他的一些意见，只记得其中一项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有人认为他这封信无异于一种竞选中委的伎俩，结果如愿以偿。

随后，陈仲甫提出候补中委5人：王荷波、邓培、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此名单可能有误，但王、邓、罗、张四人则绝无疑问）。自然也通过如仪。其中王荷波是津浦路工人运动领袖，邓培是唐山铁路工人，曾赴俄参加这一项会议，见过列宁。

随后分配中央局职务分工。其时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的称谓不一，有“委员长”（《确认》一文中“原上海地委委员长庄文恭……”一语可资证明），“秘书”或“书记”的纷歧。此次大会中始经陈仲甫声明，以后各级委员会总负责人概称“书记”，自此成为实例，沿习至今。

中委的分工，由陈仲甫任书记，谭平山负责组织（一说由陈仲甫兼）；彭述之负责宣传，由蔡和森、瞿秋白相助，二人主要职责为《向导》周刊的编辑；张国焘主持职工运动，张未到沪前仍由项英负责；向警予负责妇女运动；张太雷负责社青团工作。

在与会诸人中，以笔者党龄最浅，也仅读几本马恩的古典著作，对于一般工作和政策较少了解，以是在会议中除照例就我所代表的天津方面工作作一报告而外，在讨论中可说是不能赞一词。笔者当时已专任党方工作，不再负社青团责任。但继之举行的社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推选为候补中委，和林育南、陈乔年（仲甫次子）这些资深同志站列。

“四大”后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广东方面两次东征，清除民陈炯明余孽，同时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波涛澎湃的高潮。

（选自李逸：《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