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回忆中共四大（1990年2月）

看过《文史苑》“中共‘四大’会址的确认”一文，六十年前那一幕，又在记忆中浮起，好象只是昨天的事。

那座三层楼的石库门上海旧式市房，那位江北女工和她所烧每餐都是塔棵菜加几片五花肉片的膳食，特别是与会的若干中央局人员和来自各地的代表等等；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位，有如额头光光、俨然是一位家长的陈仲甫（独秀）；分析政局鞭辟入里的瞿秋白；一望就是一位意志坚强革命家的蔡和森；岸然道貌、不苟言笑的李维汉；平易近人的张太雷和那位同我最熟悉、热情恳挚、谈笑风生的恽代英、自然还有明敏干练的周恩来。“俱往矣！”至今只剩下我这投荒异域的“一枝朽物”—可能另外两位与会者罗章龙、郑超麟都还健在。还有一位张申府（鼎年）近年始告逝世。

代表天津出席“四大”

我经天津党地委推举赴沪，代表津党出席“四大”。大概在1925年新刚过不久，即和唐山党代表阮济（唐山京奉铁路厂工人，广东人）结伴搭乘一艘太古公司客轮，由天津前赴上海。由于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津浦铁路不通，只好搭乘客轮，航程要四天三夜，到达上海约为一月十五日左右。为了节省旅馆费，径赴学生总会投宿。我在前一年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当选驻会常委，到十一月底，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之后，由沪北上，到天津任党组织地委兼秘书。由于我对上海情形比较熟悉，乃决定由我代表参加“四大”。学生总会会址在当时法租界斜桥大吉路永吉里。后门在法界，前门外面即为华界。随即和中央取得联络，由一位同志带领，迁往闸北那座预定的开会处所。

确是一座三层楼房

那地址大致与“会所的确认”一文所得结论符合。当日我们由宝山路北行，不久进入右首一条横巷，在一座弄堂顶端走进一座三层楼石库门的后门，直上三楼。那空荡荡的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从来由前门进出，根本不知是何巷几号。只记得从前面玻窗望出去是一座空场，空场彼端是北四川路路面一排商店的后墙，隐隐可以看到若干市招。记得有一天，不知是会前或会后，其中一座商店突然失火，隔邻一家动员员工使用一些盆桶盛满了水，向毗连失火处的屋墙浇下，火势不久被救熄，那邻家也毫无损失。南面不远有一条较宽的横街，路北一座唱粤剧的剧院，殆即虬江路和“广舞台”。由于我常从三楼前面玻窗外望，可以断定那确是一座三层楼房，不是假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