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共六大的评价【2】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中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O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O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