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共六大的评价

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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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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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到“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