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共六大的评价【3】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