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2】

协助任弼时审查七大代表

实际上，党的七大并没有在1940年三四月召开，而是在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一再推迟的原因，一是全国各地代表要汇集到延安，实非易事。有的在抗日前线，有的在地下工作，都要做好妥当的安排才能离开；在敌后的要通过几道封锁线，要有周密部署，而海南的代表到延安竟走了一年多。二是毛泽东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最主要的。思想准备的主要内容是整风学习，期望通过整风学习，使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一步，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真正达到全党的认识一致、步调一致，迎接更大胜利。

著名的延安整风学习是1941年在中央领导层中开始的，确有收获并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范围。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先期到达延安的七大代表，全部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众所周知，1943年整风学习被康生导入歧途——掀起了“抢救运动”的恶浪，敌我不分，伤害了众多好同志，包括七大代表。所以任弼时向毛泽东提意见：“代表中搞出那么多‘特务’，我们七大难道同特务一起开会吗？”也有其他同志从不同角度向毛泽东提意见的，于是有了毛泽东脱帽鞠躬、赔礼道歉、承担责任之举，随之大刀阔斧地平反、恢复名誉。除极少数人如王实味等人外，大面上恢复了平静和正常。

毛泽东领导全局，对七大筹委会的工作不可能具体去抓，王明既是筹委会书记又是秘书组成员，本应多操心，但他只是当空头“领袖”，实际工作一无所能，筹备的事，他什么也没干。整风中批判的“教条主义”，他也知道自己是代表，于是装病，更是什么都不干了。任弼时回到延安之后，为七大选会址、审查代表等等工作，他都抓起来了。我在国内的妻子、女儿，就是他们在选七大会址时遇到并带到我的面前的。

审查代表的工作虽然受到康生的干扰，但任弼时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他的一身正气，使康生望而生畏。审查代表资格，任弼时和我都看档案材料，发现疑点时，多数情况下是他和我一同找本人谈话。我有多年保卫工作的经验，有人不老实，我立即能觉察出来，但又由于受苏联人的影响，不大讲究方式策略，而是立即当面挑明，加以斥责。这种做法并不好。任弼时则是耐心听其诉说、解释，有疑点也不立即戳破，而是启发、说理，给人留下回旋的余地，他也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同任弼时一起工作中，确实受益匪浅！事实上，我们发现疑点的几个代表，在七大之后，都向组织交代了自己向敌人自首过的历史，可能在大会上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感召，也说明任弼时的等待是正确的。其中有一人还当选了中央委员，他向党交代后，要求取消他中央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共产国际使命自行消失

我回到延安后，七大迟迟不开，共产国际一再催促我返回国际。而我想的是：我好容易回到了祖国，再也不离开了！可是组织的任务不能不完成。我暗暗观察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主席有意留下我，那就有门。”苏联几次来人捎口信要我返回去，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1943年初，又有人来，会见毛泽东，照例是我翻译。来人谈话中又提出了季米特洛夫要我返回共产国际的问题。这次，毛泽东转向我：“你的意思呢？”

我干脆地回答说：“我不回去。”

毛泽东说：“那你告诉他。”

我用俄语告诉来人说：“中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很艰苦，很需要人。请告诉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不能离开中国。”毛泽东听不懂俄语，但他能看出意思，一丝喜悦从他的脸上掠过。我心里踏实了，毛主席也不愿我离去。后来得知毛泽东给任弼时说过这样的话：“师哲在苏联呆了那么多年，回来工作更合适嘛，如果今后硬是要再派人去，我们有的是干部，不一定非要他去不可。”不过毛泽东从未在我面前说过挽留我的话。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我的使命自行消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催我离开祖国。至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解散，更加高兴，因为少了一层羁绊。他说：“早就应该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