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3】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任弼时回国时，带了一套通讯器材和电报密码。回到延安，迅速建立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斯大林）的通讯联络。电台代号是“农村工作部”，为毛泽东专用。开始时，毛泽东的电文由任弼时交我翻译成俄文，再由任弼时审阅后交出。来电也由我译成汉文交任弼时，再转交毛泽东。不久，便由毛泽东直接交给我翻译后发出，收到电文，也由我译出直接交毛泽东。一般每周都有二三次往返电报，毛泽东的电文有时长达万余字，所以翻译任务是很重的，我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但主要精力是为毛泽东翻译。除了电文翻译，还有口头翻译。延安驻有苏联一个情报组，每隔数日，毛泽东都要同情报组成员长谈一次，还有苏联大夫给毛泽东诊病等，都离不了翻译。这翻译的任务主要由我承担。

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和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解释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等。但是无论怎样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尤其是同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磨擦不断，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等等。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总是要我们同国民党绝对团结抗日，抗战后绝对团结建国，不能有斗争。对于我们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也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整风就是全党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批评是和风细雨的、与人为善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但他们根本听不进，总是忧心忡忡的认为我们在搞“清党运动”。奇怪的是：康生掀起“抢救运动”，真正搞起肃反扩大化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意见了。

七大的召开，毛泽东也特别重视让苏联人了解。

苏联情报组的成员孙平（苏联名字为弗拉基米洛夫）、阿洛夫（公开身份是大夫）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大会。毛泽东给我的任务是每天要把当天大会的内容用俄语告诉他们。我照办了，我讲了，他们也听了，但无任何表示，也不做记录。不过从孙平后来出版的回忆录看，他每天都做追记的，只不过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处于政治的需要，有意做了歪曲而已。

大会后，毛泽东还专门同孙平说过七大的意义，说这个大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讲最大的成功就是选举产生了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的5位书记），这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并将大会的整套文件交给他，请他转交苏共中央。孙平接受了，也听了，但始终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大会会场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住在枣园，每天早出晚归。我当时已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为了照顾机关工作，也是奔波于杨家岭和枣院之间，有时就和毛泽东同行。有一次走在路上，毛泽东问我：“你认为王明的检讨怎么样？”

我说：“不深刻。”

毛泽东说：“你说的对。”

我问道：“那么王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王明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这里说的“自己”当然是指中国革命；而“别人”，那就是苏联、共产国际等。我根据自己在苏联多年对王明的了解，觉得毛泽东说的太中肯了，太深刻了，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但我自己未能把它概括出来。

彭德怀也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主要检讨了“百团大战”，承认自己刚愎自用等等。在和毛泽东同行的路上，我问毛泽东：“彭德怀的检讨怎么样？”

毛泽东说了三个字：“很勉强！”

这一次，我心里不能同意，我认为彭德怀的检讨是诚恳的、深刻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全党面前做这样的检讨，实为难能可贵！相比之下，康生的“抢救运动”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却不做一个字的检讨，你毛泽东一人承担了事。这公道吗？

七大召开的时机也是非常好的，正是抗战胜利的前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坚实基础。日本宣布投降时，参加七大的许多高级将领尚未离开延安，于是毛泽东得以当面交代任务，他日以继夜地调兵遣将，将领们一个个领命而去……

（师秋朗执笔）

（选自《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