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

我是1925年由国民第2军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的，1926年加入中共旅俄支部。1929年听从党的安排，在苏联学习保卫工作，所谓“学习”就是实际参加工作。1938年，苏联突然决定几个部门不能用“非基本民族”的人。这几个部门包括保卫机关，这“非基本民族”就包括了我这个在保卫机关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苏联不像中国对干部包分配，他们在我要求回国时，说工作离不开，不让回国，一旦不用了，推出门就不管了。对我，一些好心的领导想给我安排工作，但从制度上是不管的。我在无奈之下去找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为什么是无奈呢？因为王明长期占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位子，但他除了陷害中国同志以外，什么好事都不办，我最怵头他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当我到了共产国际，才发现一切都变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是任弻时，气象也为之一新。任弼时认真地听我诉说一切原委，又做了必要的调查了解，便留我帮助他工作，以后数年我就担任他的秘书。

给周恩来当翻译

在苏联15年中，我在许多场合充当过俄汉翻译。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他是去治伤的。在延安他骑马摔伤了右臂，由于医疗条件所限，碎骨未能接好，不能活动，只好到莫斯科去医治。

周恩来一向是不停地工作。住在医院里，治疗过程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有时疼得昏死过去，醒过来仍然是工作、工作。这次在医院，他主要是准备了一个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文稿有5.5万字。出院后，他就向国际执委会作了这个报告，题目是《中国问题备忘录》。

在此之前，以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主要成员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总是弄不明白。他们虽然有不少人来过中国，但并没有一个真正研究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往往是从他们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而行不通，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行不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他们了解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周恩来这个报告，就是这些努力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会场

周恩来为这个报告做了认真的、周密的准备，再配合一些地图和图表，讲了两天，加上翻译，每天讲8～9小时，由我一人口译。两天下来，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脑门子说：“你是活着的还是死的？你头不昏吗？”他很能理解翻译的紧张和思想的高度集中。

这次报告能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吗？散会后，有一位执委走到周恩来面前风趣地说：“恩来同志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这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看中国仍然像雾里观花，似懂非懂。但达到了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像西班牙一位代表说的：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自己才能解决。达到这个认识真不容易！而且确实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不再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周恩来在报告的最后，说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打算在1940年三四月份召开，并且已经于1937年底成立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这个信息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普遍关注。

对于中共七大，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都十分重视。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极好机会，所以决定派代表参加中共七大。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非执政党的地位，而且受到国民党等的敌视，所以派一个外国人来，多有不便，还会给敌人造成口实，而且由于语言的障碍，难以全面了解。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让我执行这一使命，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共七大，会后返回国际去汇报。他认为只有我能把七大精神原原本本带回去。这一决定和我给周恩来做了两天翻译不无关系。季米特洛夫对周恩来和我都作了详细的交代。

十多年来，我多次要求回国而不能，有此机遇，我真是喜出望外，求之不得，至于返不返回国际，回国再说。于是我抛妻舍子，于1940年3月同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陈琮英、蔡畅等一行从莫斯科辗转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