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2】

二、“南方谈话”为什么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

“南方谈话”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有诸多原因。从客观上说，与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国际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瓦解，中国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吗？在国内，经历了政治风波，改革开放的路线对不对，还要不要坚持？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许多困惑和疑虑，提出的有些问题带有极大的尖锐性，各种思潮在激烈地冲撞和博弈。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航船面临着一个驶向何方和道路选择问题。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点，及时地回答了那时出现的各种尖锐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是“南方谈话”，而不是别的文献，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无疑又与邓小平本人的阅历、信仰、学养、经验、智慧和胆识等有密切关系。他的个人特质对“南方谈话”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务实，很少有思想框框，看问题比较辩证全面，善于抓住要害实质。按照他自己说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382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都是些很朴实的道理。大本子很多，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种悟性，不仅是一般学人不可能有的，也是一般政治家难以获得的。邓小平能够获得“人才难得”的美誉，他的“南方谈话”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首先得益于这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即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毛泽东非常欣赏邓小平的这一点。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和建国初期讲话，都号召广大干部要学习邓小平讲的“按照辩证法办事”。所谓“按照辩证法办事”，从唯物论角度来说，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382正因为这样彻慧彻悟，“南方谈话”能够在“老祖宗”头上“动土”，破除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铁律”，并提出其他许多新的观点，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其次，对实际情况的真正了解和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政治决断能力。

邓小平是历史伟人、政治领袖，但他始终根植于祖国和人民的土壤之中，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而自励。他非常注意了解我们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况；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是否正确，以人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标准。这个思想像根红线贯穿在“南方谈话”之中。他举“傻子瓜子”问题为例说明党的取信于民的政策不能改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影响改革全局。因此，他谈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时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谈到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时也说：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地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正因为这样把坚持人民的态度作为衡量党的事业的标准，所以“南方谈话”将“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善于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世界眼光。

邓小平早年旅欧勤工俭学6年，游历和考察过一些国家，对于后来形成宽广的世界眼光起了重要的培根作用。他在“南方谈话”前一年视察上海时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他说：那时有过“风庆轮事件”，同“四人帮”吵过架。风庆轮是个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10万、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那样用锤子敲打。现在厂子多了，这是质的变化。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所以能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那深邃的世界眼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改变过去对于世界发展走向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根据；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南方谈话”中，这个宽广而深邃的世界眼光得到进一步的生动展现。他不仅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思想解放、敢于试验、敢冒风险的革命精神。

这是邓小平突出的个人特质和风格，在“南方谈话”中，极其鲜明地展现出来了。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2]372他讲到办特区的往事说：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他批评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并告诫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2]373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劲头，所以，“南方谈话”能提出那么多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理论观点，能发出催人奋进的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南方谈话”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伟大宣言。

第五，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晚年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回忆旅欧勤工俭学的思想说：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去西方学习。他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法的5年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自传中写道：加入共产党后，“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5]151从此，邓小平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党，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是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的所有著作都浸透了这一点。“南方谈话”也展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面对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挫折，邓小平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383坚定信念是一种精神动力。在“南方谈话”中，这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