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3】

三、“南方谈话”的历史启示

“南方谈话”的发表虽然过去了20年，但洪钟巨响，声犹在耳。在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我曾写了二学“南方谈话”的文章——《当代中国历史航船的伟大指针》，认为它是指引当代中国历史航船，开创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伟大著作。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在茫茫大海中劈波斩浪前行，“南方谈话”不啻是指引这艘航船的伟大指针。

第一，“南方谈话”是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的指针。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但不少地方或部门所指目标和具体对象缺乏，往往流于形式，成为空喊一阵的口号。而在一些为民众和媒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时，有关职能部门又表现为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庭人员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申报制度。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老百姓非常拥护，但又不满足于此，希望此项制度制定得更完善和彻底一点，不仅申报登记，还要公布于众、公开曝光，让广大群众知情，便于监督。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只要思想放得开一点，也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有关部门对于这个要求的答复却不尽如人意。据说有些技术性问题还没解决，目前公开曝光的条件不成熟，云云。其实，这就是顾虑太多了，如邓小平说的，“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2]377用小道理压住了大道理，用技术性问题敷衍了政治性问题。邓小平说，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从政治角度看，广大老百姓的呼声相当强烈，县处级干部及其家人的收入、财产不公开影响老百姓对党的干部乃至党的形象的认同。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不公开，网上乱传，如果以讹传讹，对党十分不利。只有公开了相关信息，就会消除那些负面影响。多一分公开就多一分监督，群众也多一分对党的信任度。如果说县处级干部牵涉面大，情况复杂，那么省部级以上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做表率，说明我们党高层领导干部是过得硬的，不害怕公开曝光晾晒，这对老百姓增加对党的信任、消除一些负面看法，有极大好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像邓小平说的，胆子要大一点，冒点风险，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干部财产公开一小步，民主政治前进一大步。“南方谈话”解放思想的精神完全适用，一定要讲大道理，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全局道理管局部道理。

第二，“南方谈话”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南方谈话”发表20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在有序进行，全方位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这里着重谈谈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应跟进问题。“南方谈话”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10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2010年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20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是“南方谈话”当年发表时未曾想到的。但也要看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一样，有两面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凸显。这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的力度没有使其相应跟进有密切关系。邓小平一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坚持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这些年，我们党明确了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但是，怎样具体地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应当说还在进一步探索过程之中。既然如此，不仅“南方谈话”讲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现代化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思想仍然有指导意义；而且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剥离术”和“结合术”的科学方法，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应有借鉴意义。

第三，“南方谈话”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针。“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新思想就是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380；“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现在还不放心啊”。[2]381这些年，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常抓未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但是，正如胡锦涛在最近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这是由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它会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色迷权失，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对症下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有利于制衡和制约。首先明确，这个分权不是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比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没兼，地方省市区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也没兼，为什么其他的一定要兼呢？这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尽管过去兼职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现在来看弊端不少，书记权力太大，若把握不住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有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也会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可以大胆地试，坚决地试，搞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坚持这种态度，就不会犯大错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南方谈话”的告诫，应当成为指针。

第四，“南方谈话”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这个决策是适时的。发表“南方谈话”那时，尽管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但是它所涵盖的那些思想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一直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南方谈话”中，他继续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精学马列，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新加坡等“四小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78这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五，“南方谈话”是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指针。大家都记忆犹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2]381这些年，会议少多了，讲话也少些了，是很大的进步。但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来要求，形式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新党八股的文风问题很突出。“坊间”议论：一些干部的讲话往往是套话成堆、大话盛行、空话连篇，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思想内涵，而是拼凑排比句、罗列讲重要性的各种词语。这种议论可能有些夸张，漫画化了，但形式主义的文风，确实到了需要大声疾呼、坚决整顿的时候了。事实上，已有不少舆论呼吁，要讲短话、讲真话、讲实话、讲新话、讲管用的话。这方面，要学毛泽东，要学邓小平，讲话直白、生动、风趣，没有那么些“穿靴戴帽”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规范语言”。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学不到，但讲短话、讲真话、讲实实在在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会讲话，应当敢讲话。除了重大场合、重要会议需要念稿以外，一般情况最好不拿稿讲，口语交流，亲切生动，受众爱听。一些海外政要有这种训练，共产党的干部也应当有这个本事，不仅在讲话形式上让人爱听，更要在讲话内容上真正让老百姓满意。按照邓小平说的，要超过他们，才能更加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能耐。要充满自信，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伟大的历史文献往往会跨越时空的局限，“南方谈话”正是这样伟大的文献。（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