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内容摘要：“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成为伟大文献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伟大意义；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程，说到底，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程。在艰辛探索过程中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毛泽东思想阶段，第二个阶段，先是讲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等创新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就应当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首推邓小平在20年前发表的南方谈话。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今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具有异乎寻常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为什么说“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10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主要体现在以《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为代表的科学著作中，但从单篇著作言，则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伟大代表。它可称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第一，“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从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载体《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来看，在“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著作有170多篇，除个别讲党史、军史、悼念历史人物和表达个人心愿的文献外，凡属涉及理论问题的文献多为短篇的专题性谈话或讲话。这些谈话或讲话多系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要求，着重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各有侧重。相比之下，“南方谈话”不是对某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是对诸多理论问题的综合论述。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他长期思索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都涉及到了，将其思想形成比较系统化的综合性文献。它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篇幅最长、理论性格最鲜明的著作。

第二，“南方谈话”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比如改革姓“资”姓“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体炒作的热点，对扩大改革开放造成巨大压力。“南方谈话”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实质，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举特区和“三资”企业的情况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2]372，373再如，“左”与右的倾向问题，也是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南方谈话”辩证地阐述这个问题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还严厉批评一些不正确的宣传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375一个时期，对这个论断有很多异议。应当怎样看待呢？从理论上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应当超越“左”与右的思维定势。然而，历史印迹的消除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倾向那种倾向的出现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了，在实际工作中就应当有右批右，有“左”批“左”。但根据历史惯性，“左”比右难以识别、难作批判。邓小平的许多论断是立足于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讲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具有战略性意义，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南方谈话”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过程中已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精辟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过去一是只讲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218“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370“南方谈话”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一是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二是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079，1096“南方谈话”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同人民利益标准联系起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谈话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这既是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它更加凸显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新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本来是党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点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左”的思想发展起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事实上不够格”。[2]225因此，邓小平不断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南方谈话”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摒弃关于是整顿还是发展的争论，不仅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而且鲜明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他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样的“发展就不要阻挡”。“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375，377这个思想对于后来国家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先导。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过去一直没有规范性的表述，比较多的宣传主要讲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172，364“南方谈话”在破除人们的思想顾虑时进一步作出了振聋发聩的理论性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个概括尽管带有“定义”性，但不能脱离了具体时空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解读它。第一，它是基于过去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所犯的错误而突出拨乱反正的针对性提出的；第二，它是基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提出的；第三，它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因此，它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如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运行机制，乃至毛泽东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等，但都不是要从根本上去否定计划经济，尽管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闪光思想。囿于传统观念束缚或“左”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时期，鼓吹市场经济被视为离经叛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1979年始，邓小平本人就在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前后讲了十四五次之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2]374，203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373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发展。

“南方谈话”正是由于有上述特点和贡献，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的那些理论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