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
使用“执政党”概念论析【2】

（三）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与大力推动。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使用主要集中于两次会议上。一是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集中阐述了对执政党地位的认识，并强调应依此定位注重加强执政党建设。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接着，他指出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21、216-217页。由于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和大力推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予以了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二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页。他提醒道：“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这里，邓小平深刻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所担负的历史责任的变化。

此外，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还有两次使用“执政党”或“执政的党”概念。一次是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另一次是1962年11月29日，他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就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页。他还对干部管理和监督、干部交流、干部学习问题提了具体要求。邓小平对执政党问题的阐述和认识，在任弼时、周恩来关于执政党认识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已经涉及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

（四）刘少奇关键时刻使用“执政党”概念。

刘少奇曾两次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集中阐述执政党问题时隔六年之后，“执政党”概念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报告中。刘少奇在国家建设因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影响而遭遇重大挫折后，在执政党建设出现严重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使用“执政党”概念，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次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会上郑重告诫：“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726页。因此，对干部要从严管理，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刘少奇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既体现出他对于中共执政党建设的强烈忧患意识，又体现出他对执政党特点及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积极探索。

（五）朱德、陈云虽未直接使用“执政党”概念来定位中国共产党，但具有明确的“执政党”意识。

朱德、陈云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执政党”概念来定位中国共产党，但都具有明确的执政党意识，对党的执政地位也有深刻阐述。如朱德在1950年5月就曾指出：“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他在《父老俱谈》一诗中也曾有“七年执政究如何”句，表现出对执政地位和执政成果的强烈关注。陈云早在1936年10月30日《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时，就使用了“执政党”概念：“革命者和全国人民觉得在驱出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谁为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这是要由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自己选择和决定的。”《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这里虽然使用了“执政党”概念，但并没有用以定位中国共产党。又如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曾提到：“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这里需要赘述一句：1979年1月4日，陈云在新时期率先重新启用“执政党”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他还在1980年11月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273页。的著名论断，并在之后多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有力地推动了全党执政党观念的深化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只不过这时的陈云已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了。

（六）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但采取了既不明确肯定也不否定的默许态度。

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执政党”概念的态度，对执政党观念能否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着关键作用。毛泽东是默许“执政的党”概念的，依据有二：一是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之后形成的中央文件，从档案上看，这份文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多处修改，这句话依然保留。二是1956年毛泽东曾亲自审阅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报告中的“执政党”提法未加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