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1961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2】

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什么两次刮‘共产风’，今后如何能够不再刮？”关键是要保证有“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党内民主”。“1957年以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必要的。但因此而发生的副作用，是一部分同志只强调集中，只强调纪律，只强调统一意志，忽视民主，忽视自由，忽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宁左勿右’成为一个时期事实上存在的风气。要用长期的工作，耐心地来改变这个风气，还要定出一定制度出来，才能保证不再刮‘共产风’。”有人说：“几年来，不仅是下边，在县以上拔白旗、反右倾，处分了很多人。党内是非不清，干部谨小慎微，互存戒心，有的干部说‘这几年是在敌我分界线上工作’，上下不通气，关系很不正常。”【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一组（华东、东北）第5、7号（1961年5月23日、24日）。】有人批评说：“党内民主生活，这几年是有削弱。说是政治挂帅，不少地方成了书记个人决定问题，特别是第一书记不点头，什么事都不能办。党的政策、重大问题，却很少集体讨论，这实际上是没有政治挂帅”。“党内民主生活是个大事，要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不然，整了风，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没有个制度，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二组（西南、西北）第3号（1961年5月24日）。】

联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些同志还反思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问题。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庐山会议期间和以后，全党范围内的主要倾向不一定到处都是右的。特别是把反右倾的口号扩大到工农群众中去，影响更大……作为全党、全国范围来讲，当时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而不是右。”有人说：“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在农村中来了个反右倾斗争，来了个公共食堂万岁，来了几个大办，现在看来，这和当时农村实际情况是背道而驰的，以致造成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严重情况”，“去年北戴河会议强调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对国内的经济工作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使经济工作不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其后果证明是不好的。1958年下半年，指标过高、政策过左、党内斗争过火、下面说假话，是上面高指标、瞎指挥、命令风造成的。”有人认为：“我们在传达庐山会议的时候，把其（指彭德怀等人--引者注）与当时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联系起来了，食堂问题、大办钢铁问题、指标高低问题，把对这些具体工作的看法，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这就压抑了党内民主，从此具体政策、具体工作的不同意见就不容易听到了。上下不大通气，发扬党内民主，必须从分清是非和平反做起。”也有人提出：“党内风气值得研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今后对于少数反面意见应该加以保护，这样才可能有争论，只有争论才能发展真理，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没有争论，并没有好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三组（中南、华北）第3、5、6号（1961年5月24、25日）。】有人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工矿企业的影响指出：“兰州的厂子最乱，许多厂子的机械设备破损严重，事故很多，不能正常生产。这是由于上层建筑影响生产关系，又影响生产力。在中央直属的大企业中，有八个厂子被整成是‘反党集团’，统统拉去劳教。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够得上‘反党集团’。”有人提出：“王任重同志给主席的信中说‘有些地方病人、死人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现在有些地方看到死人，就笼统地说民主革命不彻底，因此工作组下去不去调查真实原因，而单纯去找漏划地、富。这种调查方法就一定要犯错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一组（华东、东北）第12、35号（1961年5月26日、6月5日）。】有人强调：“现在文风之坏，不可容忍。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东西说成资产阶级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在践踏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后不许乱用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简报（文教组）（1961年6月2日）。】

从上述发言可见，1958年以后引发“共产风”的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瞎指挥、命令风是伴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内外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决策上的独断专行而发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既阻塞了党内外民主的言路，也成为决策上独断专行的保护伞。宁“左”勿右，动辄以“革命”的名义，不仅窒息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也助长了一些人滥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干荒唐事的借口。邓小平后来反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这是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重要诠释。

5月3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更透彻地分析了“大跃进”的严重困难及成因。第一，中央应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负责。刘少奇说：现在各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上”，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这就造成“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高指标、高征购”、 工业“高指标”，“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起责任的”。第二，困难成因主要是“人祸”。刘少奇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第三，警惕有发生路线错误的危险。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338页。】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七分人祸”，中央难脱其责。在中央应负的责任中，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是重点，这就把对“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的反思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这无疑也是“七分人祸”的症结所在。当时的情况是，国家粮食库存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果再孤立保钢，就会出现“溃退”了，也就会有发生路线错误的危险。

同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他强调：“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为了协调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必须放慢建设速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3页。】邓小平也在同日会议上讲话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2页。】从粮食短缺窥见重工业速度，邓小平寥寥几句便抓住了刘少奇所说“七分人祸”的重点。这些意见表明，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问题发生在基层，根子还是在中央决策层，关键在于重工业“高指标”和发展速度。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首先是把居高不下的重工业“高指标”降下来；其次是把城镇人口减下来，这是走出“大跃进”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次会议调整的结果：煤由原来的4.36亿吨减到3.13亿吨，钢由原来的1845万吨减到1000万至1100万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仍然认为这个钢指标过高，并提出重工业一定要“退够”的建议【李富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赞成再度调整指标。毛泽东在李富春发言时插话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不退，你有什么办法？【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1年6月12日）。】

会议于6月12日上午结束。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作出反省，但仍坚持关于彭、黄、张、周错误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认为“共产风”发生的原因：一是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五个大办”（即大办水利、大办文教、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毛泽东认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他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教育干部”的问题（这篇讲话在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的时候，篇名就叫做《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从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简单地从“教育干部”方面“总结经验”，有些不那么让人服气。但“教育干部”对“五风”盛行的地区的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认为：在座的都是先生，“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277页。】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7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140页。】但笔者认为，用此句话来概括北京会议也很合适，七千人大会则应该用“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来评价可能更恰当一些。历史地看，北京会议分组讨论中热议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抓住了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刘少奇关于“七分人祸”的判断，锁定重工业“高指标”和发展速度，抓住了困难成因的关键和中央应负的责任。七千人大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正是在这两方面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