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1961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

（摘要〕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对粮食问题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形势从此“一天天向上”。但各地粮食短缺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由此，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关键词〕农业；重工业；高指标；高征购；人祸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及其所蕴涵的“变局”【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为学术界所关注。实际上，这个“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北京会议）就开始了。在会议分组讨论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关注重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现端倪。刘少奇对粮食问题的分析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的判断，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得到邓小平的认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42页。】。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庐山会议）确定了重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天向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但各地粮食严重短缺的现实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重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页。】。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及5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正视困难，确定了“伤筋动骨”调整的方针，由此形成“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局面。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北京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北京会议是在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大跃进”运动以来缺点错误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已接近半瘫痪状态，然而中央对困难成因的判断依然未切准脉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把粮食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咎为坏人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中央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反对“走过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页。】。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但是，“大跃进”运动的重挫是一剂使人清醒的猛药。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到“大跃进”的口号在1961年还能不能提时，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09页。】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7页。】。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会议中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即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8-269页。】。会议通知下发后，中央和各省、市、区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纷纷到农村做调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8页。】。从年初到北京会议召开之前，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人们的头脑也随之逐渐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作出“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并坦率地为这几年工农业“高指标”承担了责任。他认为责任就在于调查研究少了，而且责备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262页。】。毛泽东还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没有坚持反“左”，他感叹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1135页。】。刘少奇反思的重点是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他认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1、509页。要求各行业“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会后，全国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共产风”随之又泛滥起来。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49-1050页）。此后，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关于第二本账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的钢产量指标为2040万吨。钢产量的变化，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又提出全国大炼“争气钢”，要争取当年生产2000万吨钢，从而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23-626页）。】在如何分析缺点错误的问题上，邓小平也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定论【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27页。】。中央领导人承认“大跃进”运动中有缺点错误，这就为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开了好头。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针对粮食短缺的局面，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会议期间，毛泽东共有四次讲话。前三次（5月21日、23日，6月8日）是他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主要讲退赔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几年我们政策执行得不好，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毛泽东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1961年5月23日）。】。他开诚布公地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讲。搞钢铁我也是满腔热情，劲头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我这话一直讲它几年，你们做好了，听厌了，我不讲了。【毛泽东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1961年6月8日）。】毛泽东对“高指标”、“高征购”的批评相当严厉，并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但“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原因，他没有过多涉及。

由于前期调查研究接触了实际，分组讨论中许多同志的发言触及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其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热议的问题，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初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