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1961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3】

二、庐山会议的具体“退”与抽象“进”

邓小平主持了庐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粮食短缺，降低重工业“高指标”是突破口。为了保证这项调整更符合实际，他专程赴东北调研保证鞍钢冶炼设备开工2/3的措施问题。邓小平在听取宋任穷汇报后指出：“以钢为代表的重工业，产量从一千八百万吨减到一千万吨是个限度。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现在讲农轻重，‘农、轻’是上，‘重’是下。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过去是‘重’一马当先，现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过分突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8-1649页。】但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钢产量指标只完成了45%。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计委1962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时，邓小平批评说：“去年钢完成了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他指示：“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李富春提出：“如果今明两年内，大家还是追指标、追项目，不退下来调整，就要犯错误。”【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8月11日）。】周恩来也赞同要“坚决退够”，他说：现在“要讲不大好的形势，对工业、城市问题，应吸取深刻的教训”，“不能老是追求数字，瞎指挥，如果再不意识到就要负更大的责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1、426页。】。

庐山会议从1961年8月23日开到9月16日，一共开了25天。粮食问题是主要议程。但解决粮食问题的首要环节，仍然是重工业“高指标”问题。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毛泽东用了三个“不甚了了”来形容经过大挫折后对搞社会主义“没有把握”的心态。他说：“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8-1169页。】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主义是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和发展的。1953年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的88.8%用于重工业建设【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这在客观上要求全体人民不能不节衣缩食，有人呼吁政府“施仁政”，毛泽东曾以“大仁政”回应，所谓“大仁政”就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9月12日）。】。但三年“大跃进”运动中，重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2.3%，第一个五年只有18%；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444万吨，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80万吨；煤产量平均每年增加9045万吨，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1285万吨”【《参考资料》，中发〔61〕608号（1961年9月30日）。】。虽然这个统计数字是庐山会议作为“大跃进”成绩提出来的，但李富春仍旧反思说：“三年的工业平均发展速度是44%，但是大跃进到什么程度值得从工农业水平研究，我们的问题是缺乏从实际出发，到底和应当快多少，没有解决。到1960年下半年才真正认识到农业是短腿，工业是长腿。”【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二组（西南、西北）第3号（1961年5月24日）。】重工业计划指标要以农业能够为城镇提供的商品粮为基础，这是“大跃进”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李富春承担了重工业“高指标”的主要责任。9月2日，他在庐山会议上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三年“大跃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对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梳理。他认为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这段时间。他说：1960年定了“以18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指标，并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战线拉得更长。1960年计划内和计划外基本建设投资为384亿元，比任何一年都大得多。到去年第四季度，仍孤立保钢，使各方面都绷得很紧，这就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李富春提出：“这几年计划指标过高，国家计委，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再次提出，重工业“高指标”，“要退下来才能调整，要退够才能调整”。【李富春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1961年9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赞成李富春的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1页。】。

在重工业“高指标”退够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对形势分析和困难成因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作出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然而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各地直陈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况，则说明即使对重工业“高指标”进行大调整，经济形势也不会立即好起来，“特别是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1961年9月8日）。】。从省以下的情况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多吃点，农业恢复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8-19页。】。因此，中央在庐山会议上确定第四季度上调的32亿斤粮食也是困难重重。

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当前粮食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面对征粮任务，省级领导们各有苦衷。河南“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广西今年不但遭受自然灾害，还加上“五风”为患，而且有些灾情是两三年累积下来的。江西“到现在为止，灾情仍比较严重”，“如果外调粮食超过七亿五千万斤以上，势必要挤农民的口粮，或者过多压缩其他用粮，挤得过分了，就可能出问题”。上海市要压缩2亿斤粮食供应意味着市区每人要压缩30斤左右，包括郊区每人也要压缩20斤左右。江苏苏州地区几年来调出任务大大增加，口粮大大降低，体质减弱，人口死亡率增高。“福建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只有25.8斤，油二两，已到不能再压的程度了。如再压，不仅生产不能维持，而且城市还可能出问题。浙江5月中旬以来，连续遭到风、水、旱、虫灾，特别是6月中旬以后的旱灾，时间长，范围广，超过了1953年。加之农村‘五风’破坏生产力的影响，粮食产量将比原计划减少15亿斤左右”。“山东今年灾情仍然严重，购销逆差9亿斤，原打算除中央已经答应调给4亿斤外，还希望中央给予照顾”。“安徽今年的旱情比1959年的还严重。省库存还是上年期末存的1.8亿斤，以全省人口相比，每人不足6斤，万一出问题，没有一点周转余地”。吉林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现在已经开始采伐山上可以替代食品的原料，但是如果口粮压得再低也过不去。黑龙江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征购大大超过了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它的后果不仅是降低了消费水平，挖空了储备，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农村的生产力。辽宁农村口粮按250斤安排，每人每天只能吃6.85两原粮。如果征购30亿斤，则农村口粮只能达到204斤，比1960年至1961年的农村口粮标准239斤还低。现在又还普遍啃青。今年这样下去，明年的情况将更严重。【参见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西南组第1号（1961年8月25日）；中南组第5号（1961年8月29日）；华东组第1、2、3、4号（1961年8月25日）；东北组第1、2、3号（1961年8月25、26日）。】

如此看来，省级领导们在粮食征购上处于两难境地。李先念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说：“有些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讨论粮食问题时‘顶’得很厉害、很凶，斤斤计较。”【《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中央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即主要由粮食征购而来，而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征购上的矛盾，也成为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直接原因。但省级干部对“分散主义”并不认账。【参见《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探究起来，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仍是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