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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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党史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看，着力解决学术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内容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等制约研究深化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党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叙述历史的演变，而且更要科学阐释历史为什么会这么演变，从理论高度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以述往知来、资政育人。党史研究的这种使命，要求党史研究人员要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和多种多样的方法作支撑。但同其他一些学科相比，党史学从产生到成型的时间相对较短，学术积淀相对较少，因而学术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遵循科学成长的海纳百川之道，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就成为党史学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成长进步途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堆积史料、罗列档案、引述文献的层次上，应当有相应的思想之“核”和理论之“魂”。因为，没有扎实史料打基础的党史研究没有“根”，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党史研究没有“魂”，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理论借鉴，我们才有可能改变将各种材料和观点简单组合的倾向，以更大的努力探究出历史发展的“核”或“魂”来，真正做到高屋建瓴、见微知著，这样的党史研究成果才能让人感到有新意、受启发，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加强理论借鉴是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党史工作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党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党史研究要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就需要加强理论借鉴，从而促进整个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提高。

第一，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史工作要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要从国际大背景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任务出发，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党史研究，做到课题从社会实践中来、成果回到社会中去,使党史研究进一步同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更加自觉地关注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及时掌握和准确认识国内外有关经济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学习掌握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甚至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提高党史研究者多层次、多角度认识大局、了解大局的能力，从而以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大局对党的历史之所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主动参与大局、有效服务大局，确保党史工作同事业发展和时代进步同步伐。

第二，提高党史资政水平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党史资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政工作以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迫切需要开展相关资政专题研究，需要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提供来自党的历史的借鉴和启示。因此，要提高党史资政工作水平和成效，充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提高党史育人水平需要加强理论借鉴。新形势下，党史育人工作要积极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回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也迫切需要加强对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只有将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才能从多种角度说明和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说明和解释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用党的历史鼓舞人、教育人、激励人、警示人。党史育人工作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还负有正本清源的重要责任。应对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共党史的歪曲和污蔑，同样需要加强理论借鉴。因为，这些人的成果有很多运用了某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有他们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如果对此不甚了解，那么，我们的反驳就有可能是不甚得法甚至苍白无力的。

二、准确把握理论借鉴的主要内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理论借鉴，就是要从相关学科中借鉴吸收对深化党史研究有价值、有帮助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党史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党史研究的前提下，科学界定、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需要借鉴的来自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丰富再助一臂之力。

（一）着眼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

党史研究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一门学问，这是它的基本定位。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党史研究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

第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总结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基本经验。中国史学强调“通”。《礼记?经解》就有“疏通知远”的基本认识，其中包含了运用历史知识观察历史动向和依据历史知识提出对未来看法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司马迁著《史记》，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认识体现在史学实践上，就是纪传体通史的撰述。《史记》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24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把握，从历史的变化中考察社会演进和发展规律，总结出“承敝通变”和“见盛观衰”两种变化法则，并将著述目光投射到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中亚、西亚古国，投射到历史和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从而成为一部记述数千年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风俗的气势恢弘的全史，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司马迁之后，“通古今之变”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诞生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等一大批里程碑式的通史著述，以至于后人将“通史家风”视为中国史学的最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