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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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大量档案文献和其他多种多样的历史资料。随着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新的史料还将不断产生。搜集资料、考证文献、整理档案，成为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党史研究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学科自身特点，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创新党史资料征编手段、方式、载体，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大征编力度，扩大选材范围。要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以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编选、分析、考证和利用，以更加丰富的史料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殷实的“家底”。

第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以“史家四长”为代表的史家修养理论，提高党史研究者的专业素养。中国历代史家都把修史视为一项神圣事业，十分重视自身修养问题。古代对史家修养的评论，大多从史事、文采、见识三个方面展开。唐代史家刘知几将史家修养概括为才、学、识“三长”。史才是叙述史事的综合能力，史学是搜集史料、考证史料的能力，史识是评判史事的能力。清代史家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史德”这一范畴。梁启超将德、才、学、识并称为“四长”，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史家四长”论。这一理论体现了中国史家对自身素养的严格要求和对史学工作的自我认知，对促进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今，虽时过境迁，但“史家四长”的优良传统对于提高党史研究者的素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把党史研究视为一项崇高事业，是第一位的要求。这是新时代对“史德”提出的新要求。同样，时代的发展也要求党史研究工作者适应多学科交汇发展条件下的历史叙事需要，提高“史才”；适应史料多元化的需要，提高“史学”；适应科学分析和评价历史的需要，提高“史识”。在继承中创新，努力提高党史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深化党史研究就有了重要前提和人才保障。

（二）着眼党史研究的理论拓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

党史研究要在描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基础上，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承担着政治和学术双重使命。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如何使党史研究既能站稳政治立场，又能符合科学逻辑，很是考验研究者的功底。为了提升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党史研究叙述和解释的能力，更好地实现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我们还需要合理借鉴对世界史学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西方史学的有益理论和方法。

西方史学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性转折和嬗变，先后出现了古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史学、近现代史学和当代史学。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激荡，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呈日新月异之势，西方史学的当代流变直接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在交流交融过程中，西方史学的许多合理成分已吸收到中国史学的理论宝库之中。应当看到，同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历史相比，任何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功用都是有限的。每一种史学理论和方法都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某个方面。即便是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全部历史进行研究，所作出的解释也很难保证是完全准确的。要想接近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从多种角度研究历史十分必要。因此，要深化党史研究，就要继续合理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精华。

第一，合理借鉴西方史学推进学科体系化、科学化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有着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古希腊史学家记录历史的时间比一些东方文明古国要晚，但他们确立了一种理性批判精神，也可以说是求真探索精神。英国史学家伯里说过：“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在古希腊语里，“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通过拷问、探究所获得的真知。这种求真探索精神，不仅为古罗马及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而且也为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史学的求真探索精神，突出体现在对历史哲学的高度关注和对历史学科体系化科学化的孜孜以求。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先是以探究和解释历史的演变为主流，形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后来又以研究历史学的功用和性质为主流，形成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飞跃前进，历史学在欧洲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完备科学形态的独立学科，流派纷呈，蔚为壮观。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20世纪兴起的西方新史学，更是从新的角度完善历史学科理论体系。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展开批判评析，提出建立总体史，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纳入史学研究范围，倡导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这些思想和实践使得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历史学学科体系获得很大发展。

虽然西方史学流派纷繁复杂，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努力探索和建立某种理论框架或体系以对历史现象和历史科学作出自己的解释。它们这种一贯的追求及做法、经验，可以为我们构建起完整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作为一门科学，中共党史学同其他不少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从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来看，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我们要合理借鉴西方史学学科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树立高度的学科体系意识，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经验，科学界定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发展趋势和学术批评，廓清党史学与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逐步形成中共党史学自己的相对成熟的学术理念、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

第二，合理借鉴西方史学关注现实、关注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家大都具有很强的服务现实的意识，高度重视当代问题的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热衷于记录和保存人类功业，蕴含着为现实服务的愿望。古罗马史学家开创了写当代史的先例，强调“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作品几乎都带有关注现实、垂训后世的色彩。这种精神一直为大多数西方史学家所秉承。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甚至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西方史学对问题的探究意识一直十分浓烈。年鉴学派吸收近代史学发展成果，提出了“问题史学”这一概念。尽管学术界对“问题史学”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它将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等观点，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在于缺乏问题意识。大量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叙述史实多，研究和回答问题少；历史描述和资料堆积多，理论剖析少。问题意识淡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成为深化党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强调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就是要改变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淡薄的现状。党史研究既要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更要充分注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既要关注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更要关注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展着的问题。要紧紧围绕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确定研究对象，恰当设问，积极求证，多出在政治上资政价值大、在社会上影响力强、在学术上思想水平高的精品，由此促进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使党史研究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第三，合理借鉴西方史学拓展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和拓展，贯穿于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古希腊史学着重于政治史和战争史，古罗马史学侧重于撰写通史和人物传记，中世纪史学则把神的意志指导下的世界史纳入著述范围。文艺复兴之后，国别史、文化史、风俗史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扩展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历史的风气日益浓厚，形成了“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这就进一步疏离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军事历史的传统，即“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历史研究的范围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