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2】

二、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综观20年来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基本围绕南方谈话背景、南方视察行程和讲话内容、南方谈话的意义、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等几项内容来展开。总体来看，研究视角越来越全面，所提出观点越来越深入。

（一）南方谈话的背景

国外学者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来观察，他们首先分析的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在1992年初进行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邓小平个人认识三个层次对此予以了较全面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国外学者分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形势，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倡市场经济，是中共领导人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主动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战略决策。具体来说，他们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的：

（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共面临巨大挑战。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中。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关注着中国将如何应对。因此国外学者在考察分析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背景时，普遍将苏东垮台作为首要因素，将发表南方谈话视为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总结了苏东垮台的教训而作出的战略思考。如国际问题专家、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加弗1993年就指出：“邓小平从苏共垮台中得出的最主要认识就是只有继续改革开放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深入的改革开放，而苏联经济继续停滞在集中控制、强迫平均主义，国际上的孤立和思想的教条主义。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为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和中共成功应对天安门事件所证明。放弃改革开放道路，只会使中国和中共走向苏联和苏共的命运。”[16] 1994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等人也明确指出：“由于1991年末苏联的解体，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统治体制怎样才能幸存下来呢？邓小平坦率地承认有人忧虑和怀疑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他表明要靠经济和发展解决生存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7] 新世纪之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使改革领导者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推进国内改革是何等重要和迫切。当许多人将共产主义的崩溃归之于西方的努力时，邓小平指出国内因素才是根本原因。邓小平正确地分析指出，苏联、东欧国家人民反抗和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不能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才导致他们失去了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方法。”[18]

国外学者作出这种观察，不仅因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谈到了苏东的教训问题， 他们认为江泽民也总结了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指出江泽民“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在中国，这个轻重顺序被调过头来，强调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持党的执政地位”[19]。

（2）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原有的战争威胁没有了，这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期；但同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面临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国外学者研究了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思考，认为邓小平预测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不得不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中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在未来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低姿态的同时，必须继续集中于国内的发展。而赶上西方国家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学习西方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20]

（3）应对西方国家制裁，打破西方政治影响。“八九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加快经济改革以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是邓小平等人作出的战略决策。如郑永年指出：“虽然一些中国领导人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是邓小平的想法却是十分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八九风波是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所以需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然而邓小平认识到必须主动改善中国的形象及其外部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为此他主张加强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并举，即一手抓政治控制，一手抓经济改革。在邓看来，只要中共牢牢掌握政权，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体制来说不是坏事。”[21]

2.国内形势

国外学者回顾了“八九风波”后中国国内形势，认为当时国内存在着不利于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促使邓小平不得不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

（1）改革的负面结果影响了对人们改革的信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过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198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国外学者认为这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如黄朝翰分析指出：“甚至自由派改革者对1988—1989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以两位数通货膨胀为标志的负面结果而感到灰心丧气。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们都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988-1991年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国外学者指出治理整顿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利益。“总之，在邓小平南巡前夕，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潜在有利影响，而很多人尤其是北方人，实际上对在这样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推进改革怀有疑虑。”[22]

（2）对改革速度、方向的不同意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经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有的人一度主张暂时搁置改革方案，等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行深化改革。在这种形势下，国外一些媒体揣测认为中国高层领导分裂为保守的反改革者与自由派改革者。国外一些学者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看法夸大其辞，指出实际上中央领导层在赞成改革开放的主张上是一致的，只是对改革速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争议。而思想界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议的表现。[23]

国外学者认为，在对改革速度和方向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动力，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非常显著。如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经济虽说已从不景气的低谷走了出来，但还很难说已经恢复了活力。有人担心深化改革可能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联系，也可能与利用和平手段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崩溃的“和平演变” 战略有联系。而且，事实上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东西的流入同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等有联系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24]小竹一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日趋增强的重视市场的想法在90年代初出现暂时的大倒退，虽然1991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皇甫平”的评论，但此时重视市场的想法似乎没占多数。[25]“对邓小平来说，中国走出困境的最有效办法不是搁置改革或放慢改革进程，而是加快改革和深化改革。”[26]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进行个人干预，来重启改革进程，这个插曲就是南巡”[27]。

3.邓小平个人认识

国外学者还从邓小平个人角度，考察了邓小平能够在关键时刻发展其改革思想、作出加快改革进程决策的原因。

（1）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很简单，但是它传达出的却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丰富背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从多角度分析了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包括他的雄心壮志、他对中国未来的构想和他的政治力量，认为这些因素使邓小平能够在发起新一轮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看来，邓小平与中国近代史上很多伟大的改革者很相似，他们都从中国的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诊断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救国强国之方却各不相同。邓小平为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问题开出自己的方子，对他来说，解决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加快改革进程。[28]

（2）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思考。黄朝翰强调：“邓小平之所以是一个伟人，就在于他对经济改革的战略构想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指出，南方视察前夕，邓小平取得了如下两点认识：一是认识到不继续改革开放的危险。“当时中国只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未完成的经济措施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继续改革，“建立在部分改革经济基础的经济增长只会是虎头蛇尾，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深化经济改革”。二是希望建立市场体制。“邓小平不害怕市场。实际上，在那时他已经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亦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

国外学者还分析了邓小平选择到南方视察、寻求对其改革支持的原因。他们分析指出，南方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先于北方很多步；南方经济发展受到紧缩政策的威胁，更倾向于以进一步改革来推动其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南方人更愿意推进改革，更充分地建立市场体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