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3】

（二）南方谈话的内容和意义

南方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内容的概括不尽相同，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作重点归纳，反映了他们对南方谈话精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解读。

日本学者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他概括了以下七点，即：（1）批评极左；（2）对“姓资姓社”论进行反批评；（3）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提出计划和市场只不过是手段；（5）强调胆子要大一些；（6）关于经济特区与外资企业；（7）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的严重曲折。但同时作者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防止极左偏向[31]，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与此类似，郑永年认为，邓小平对停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的阐述，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题[32]。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则认为，南方谈话内容有三大精髓：一是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二是实验的实用主义，就是说，市场、股市、证券等要实验性地试行。如果成功了，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加以采用，倘若不是那样，就放弃，再选择新的方法；三是物质刺激政策，即让那些具有富裕资格的人、地区和单位先富裕起来的“先富论”。[33]应该说，这些对南方谈话思想精髓的认识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

相比之下，理查德?伊文思对这一点的把握比较到位。他认为，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阐述的两大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他指出：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这说明邓小平认识到他们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在政治问题上，作者认为邓小平同他过去多次所说的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排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们决不能手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4]

与对南方谈话主要内容和精神的不同解读相联系，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作用与意义的认识也深浅不一。总的来说，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了南方谈话的作用和意义。

（1）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日本渡边利夫教授和小岛朋之教授在其合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中认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他们在书中写道：“‘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邓小平思想的核心似乎完全凝聚在这一段讲话中。……邓小平的思想也可以在其晚年的思想与行动中看到精髓。”[35]

（2）南方谈话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为十四大奠定了基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B﹒波尔加科夫指出，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就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曾作过多次论述，而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述，彻底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36]。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竹一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引进市场所持积极态度，认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原型，而且为十四大报告定下了基调，因为十四大报告就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起草的[37]。

（3）南方谈话重启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一点上，国外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再次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人们包括计划经济捍卫者在内尽管勉强但也开始逐渐接受市场和对外贸易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国内外市场，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得不可逆转，中国再也无法关闭1978年后就已打开的大门了。”[38]郑永年也提出，“南方谈话直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产生了强大的改革新动力，而且为改革和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南方谈话之后，官方再也没有出现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的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与党的思想相对抗。”[39]

（三）南方谈话的作用和影响

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南方谈话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经过20年的历程，南方谈话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国外学者对这两个层次的内容都进行了研究。

（1）南方谈话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南方谈话解除了束缚经济改革的思想桎梏，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了非凡的高增长。这是国外学者研究南方谈话所每每论及而达成的共识。有的学者集中分析了1992—1999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指出这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前所未有的[40]。有的学者则分析了1992年以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很成功地向国外传递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号，导致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爆炸式增长，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国，这是南方谈话最显著的经济影响[41]。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南方谈话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研究，如黄朝翰指出，南方谈话以后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导致经济严重过热、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而且流入的巨额外资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大城市的投机性房地产市场。但是他将南方谈话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两相比较，仍然结论，南方谈话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其消极影响，“如果没有南方谈话，…今天的中国人不会达到比较舒适的生活水平，亦即邓小平所说的‘小康’”。[42]

（2）南方谈话影响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南方谈话也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里程碑，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不久，国外即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对此进行了研究。如法国学者夏泰宁系统考察了南方谈话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指出南方谈话后，中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政治意识的迅速淡化和经济意识的迅速增强，邓小平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全民共识，中共全党共识。这一点也为日本学者矢吹晋所认同，他指出，南方谈话之后，“人们闭口不谈政治，一心一意地想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43]。其次，夏泰宁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在中国人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共鸣，中国人认识到当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机，要抓住发展机遇，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起飞。再次，他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要求广东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要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要比全国平均速度发展快，要求上海搞得更快，其根本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使中国用大约20年的时间成为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势力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而这种一流强国意识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44]

（3）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层影响。国外学者一般都认为，南方谈话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从经济成就中加强了其政治合法性。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南方谈话后经济大发展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深层影响，作出了不同的结论。如郑永年认为，南方谈话几乎影响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但最大的变化是社会秩序的变化，即从思想构建的社会秩序转变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他运用德国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热情与利益”理论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以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南方谈话后，中共引导人们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用经济热情来代替政治热情。这种社会秩序的出现使中共大大受益，它带来了国内稳定和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对中共政权产生了意外的政治影响，使现有的政治秩序与基于利益的社会秩序相距越来越远。人们的经济热情获得满足后，他们的政治热情也会增强。如何推进政治改革以将这种新的社会秩序融入自己的政治秩序，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挑战。[45]美国鲍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兰斯?戈尔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共并不存在认同危机，中共的政治改革没有也不会超出邓小平理论范围：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公有制为主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都是邓小平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支柱。这意味着只要中共继续坚持邓小平理论，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经济自由化不一定会导向政治民主化。[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