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2】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国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选题更加宽泛，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本年度恰逢尼克松访华和中日建交40周年，与此相关的中外关系研究成果颇丰。
关于抗美援朝。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益田肇在《中国社会棱镜折射下的朝鲜战争：公众反应与共产主义国家“现实”的形成，1950年10月至12月》Masuda Hajimu, “The Korean War through the Prism of Chinese Society: Public Reactions and the Shaping of Reality in the Communist State, OctoberDecember 1950”,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ume 14, Number 3, Summer 2012.一文，将国家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制定与政治文化、历史状况、人民记忆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解读了1950年12月31日中国放弃停战机会越过“三八线”继续向朝鲜南部进攻的社会政治原因。作者重点研究了中国普通民众（农民、工人、学生、地主、商人、地方官员）在朝鲜战争中，尤其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语言和行为，认为对于中国决策者而言，民众的反应对外交和政治具有影响。抗美援朝运动的推进是由自愿参与和强迫鼓动相结合实现的，将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要素就是战场捷报与外交事件对民众的影响。作者认为，此时朝鲜战场的胜利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关乎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中国领导人决心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决定不能只归因于军事和外交考虑或是莫斯科的压力，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军事战略，更是政治影响，关乎能否巩固国内外对新政权的认同。其象征意义在于：共产党中国的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失败。
关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目前这一领域仍然是国外学者们关注的话题，相应出现了一些对特定事件、年代、地域研究的成果，如《中国大饥荒，1958—1962：文献展示的历史》《饥荒对出生性别比例有影响吗？来自中国1959—1961年大跃进饥荒的例证》Song S.，“Does famine influence sex ratio at birth? Evidence from the 1959—1961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v279 n1739 ，2012.《南京1974年的“第二次文化革命”》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Walder，“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212, December 2012.《天崩地裂：唐山地震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结束》《中国的赤脚医生和西医》等。《中国大饥荒，1958—1962：文献展示的历史》Zhou Xun，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一书，辑录了所谓从各地档案馆搜集来的反映“大跃进”时期灾荒状况的重要的内部文件、报告等档案文献资料。虽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藉此开展研究，但由于文件来源和翻译理解的问题，不少内容的可信度令人质疑。美国学者詹姆斯?帕特的《天摇地动：唐山地震与毛时代中国的终结》James Palmer，Heaven Cracks, Earth Shakes: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and the Death of Mao’s China，Basic Books, 2012.，描写中国现代史上极为动荡的1976年，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对群众悼念活动的镇压、人民不满情绪的发展、唐山大地震及毛泽东的逝世。澳大利亚悉尼技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方小平（音译）所著《中国的赤脚医生和西医》Fang Xiaoping，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一书，则从“文化大革命”档案以及对农民和医生的个人访谈反映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赤脚医生在中共建立的农村卫生保健新体制下的工作情况和作用。
加拿大西蒙佛雷泽大学现代中国史副教授吉米?布朗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乡分裂》Jeremy Brown，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书中，通过档案、个人日记、未公开的政府案卷以及对中国北方城市和农民的访问调查，并以天津为例，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城乡分裂状况下的个人生活和命运。认为中国城乡分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虽然毛泽东决心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但现实政策往往加大了这种差别，例如，不断的政治运动向农村下放了大量城市市民，而农民在这种差别中处于更大的劣势。作者以“四清”运动中一些农民要求来自城市的工作队返还他们的财产为例，认为乡村的反抗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领域，也体现在政治反抗上。由于个案材料主要来源于天津，其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如有学者评论这部书忽略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天津近40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内容。此外，天津作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业和商业城市，其城乡分裂特点与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内陆中小城市相比有很大不同。所以，以此得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城乡分裂的一些结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支持。
关于中外关系。反映该时期中外关系的论著成果数量较多，内容各具特色：中苏关系方面反映中苏分裂的成果较多，中美关系方面重在回顾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历程，中日关系方面重在探究历史的细节。此外，还有关于特定事件对中美苏三国关系影响的研究。
中苏关系。中苏分裂是20世纪60年代冷战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这一事件起源、过程及其影响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至今这一领域仍然倍受学者们的关注。《冷战史研究》2012年第1期刊登了一组名为《对中苏分裂研究的再评价》Michael Sheng, Qiang Zhai, Deborah Kaple,and Sergey Radchenko， Reassessing How the SinoSoviet Split Unfolded，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4,No.1,2012.的文章，学者盛慕真、翟强和黛博拉?卡普对拉钦科2010年出版的《天无二日：中苏争斗》一书进行评析，拉钦科则集中作了答复。2012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意大利巴勒莫召开的题为“多极世界的崛起：冷战后期三十年间中欧关系”的学术研讨会上，中苏分裂及其对中国与东欧关系的影响也是三个重要议题之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明江(音译)所著《毛的中国与中苏分裂：意识形态的进退维谷》Li Mingjiang，Mao’s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Ideological Dilemma，Routledge, 2012.，在广泛研究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大量其他新的中文资料的基础上，将中苏分裂划分为6个阶段：1958年苏共二十大与争论的出现、1959年至1960年毛的“大跃进”与中苏争论、1960年至1962年短暂的平静与关系恶化、1963年至1964年国内激进主义和与莫斯科的论战、1965年至1966年短暂的和缓与党际关系的结束、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苏对抗。作者试图说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外交政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中美关系。美国学者南希?塔克的《中国威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记忆、神话和现实》Nancy Bernkopf Tucker，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书，追溯了冷战早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作者认为，就艾森豪威尔总统个人而言，是倾向于加强美中关系的，他仔细考虑过与新中国的关系应该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言论和遏制中国的强硬举动模糊了总统的真实想法。实际操作中，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卿杜勒斯寻求一种更微妙的处理方式，以较好适应中国的特殊挑战和全球稳定化的需要。作者分析了艾森豪威尔的现实政策与其内心考量的矛盾，认为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严格的贸易禁运将破坏全球战后经济恢复，并且将把中国推向与苏联更为密切的关系之中。但其战略思考重点在欧洲，同时担心国内反共政治势力会制约其领导，因此做出美国对华政策根本转变的决定变得更加困难。结果，艾森豪威尔未能督促国会和公众实行有效地对华政策转变，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此外，美国国务院历史办公室的历史学家克里斯?图塔在《冷战转折点：尼克松与中国，1969—1972》Chris Tudda，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 1969—1972，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书中，运用美国、中国、欧洲和俄罗斯的新解密档案，包括尼克松录音和基辛格谈话记录，揭示尼克松政府和中国政府开创的新关系是如何戏剧化地改变了冷战轨迹，说明早期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呼唤：为尼克松出访中国的历史行程开辟道路》Anne Collins Walker，China Calls: Paving the Way for Nixon’s Historic Journey to China, Madison Books; Updated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12.一书，则记录了时任美国白宫办公室主任莱恩?沃克及其团队筹备尼克松决定访问中国的细节。
中美苏三国关系在冷战时期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加拿大学者吕德量的文章《还原动荡的历史：1969年中苏美关系》Lorenz M.Lǖthi, Restoring Chaos to History: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June 2012.，在广泛运用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各方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1969年中美苏三国关系重大事件，认为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反应并非是线性发展的，中美苏三方在1969年的关系变动是一系列的猜测、巧合和意外的结果。美国早在1967年底便有了与中国建交的宏伟展望，但直到1969年初尼克松上台都未能制定可行的政策方案。1969年10月以前美国给中国的信号是微弱和矛盾的。结果1969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对美国在中苏美关系中的立场感到困惑，这种困惑直到当年10月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战舰才得到释疑。而中国也是在走出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恐惧后才希望加强与美国关系的。苏联对中国推行双重政策，在整个1969年中都对中国的行为意图作出不相称的回应，至1969年底，苏联已经无法逆转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趋势。
中日关系。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日中关系史1972—2012》《日中関係史 1972—2012 ——国交正常化40年を検証》，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11月。丛书三卷本出版发行。丛书汇集了约60名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梳理和分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两国关系。在政治卷中，学者们按时间顺序选取了40年中发生的16件大事，如邦交正常化谈判、日中航空协定谈判、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光华寮事件、对华日元贷款、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天皇访华、江泽民访日等，对影响日中关系的两国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冷战结束后的日中关系。在经济卷中，学者们认为，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40年，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任何人没有预测到的，他们从政府、企业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成果及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其中也包括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磨擦。在社会文化卷中，学者们梳理了中国向日本赠送大熊猫、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以及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阐述了日中两国人民在这40年间相互印象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政治经济造成的影响。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东真弓所写的《推动中日关系的先驱者：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 Mayumi Itoh，Pioneer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ao and Takasaki，Palgrave Macmillan, 2012.一书，讲述了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如何克服战争影响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来龙去脉。备忘录的签订，不仅大大促进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且开辟了中日半官方半民间接触和交流的窗口。这使两国在相互没有外交承认的情况下开始发展民间贸易。这一结果改变了历史：不仅使中日两国经济关系制度化，而且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开辟了道路。西方学术界认为该书是填补这项研究空白的英文著作。
中越关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乌索夫 В.和乌索夫 И.共同撰写的《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对越南的援助（1946—1954）》 Усов В.，Усов И.Помощь Китая вьенам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ротив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полонизаторов(1946—1954)，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2№1.一文，在利用越南、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信息资料基础上，回答了1946年至1954年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科赛尔?帕斯的《中国对越南的经济制裁，1975—1978》 Kosal Path, China’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Vietnam, 1975—1978，The China Quarterly，212, Dec.2012.一文，指出中国1975年至1978年对越南经济制裁的主要动机是对越南不知对中国帮助感恩，全力奉行密切与莫斯科关系的反华政策的一种惩戒。
此外，《194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史》 ChiKwan Mark, China and World since 1945: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outledge, 2012.是本年度全面反映中外关系历史较有影响的图书之一。该书反映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结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作者认为，中国取得今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追溯到毛泽东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追求强大并誓言改变中国和世界之时。经受过百年耻辱的中国不断在世界舞台上寻找自己的新形象，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结盟，70年代开始与美国关系正常化，80年代开始进入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本书研究了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亚洲邻国、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欧洲大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与朝鲜战争、中苏分裂、中美关系和解、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全景式描述。作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时，除注意意识形态和安全因素外，观念、想象和身份认同同样重要，要研究和了解中国怎样看待自己，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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