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2012年国外关于中共的各类媒体报道和出版物从数量到频度都有明显增加，特别是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进一步把相关研究推向高潮。但就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党史专题研究成果数量并不突出，将党史融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研究的趋势更加明显。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就关注度和成果数量而言，近年来国外学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总体呈下降态势。2012年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跨时期研究中涉及到民主革命时期的内容。如美国阿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劳伦斯?苏利文著《中国的领导与权威1895—1976》Lawrence R.Sullivan，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in China, 1895—1976，Lexington Books, 2012.一书，重点探究了中共内部个人权威与集体决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党的政策和思想形成的影响。前三章介绍了1949年前中共党内政治权威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专题研究，如裴宜理的《安源：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李放春的《大民主、阶级斗争与华北土改中的整党整政》等。

关于中共早期革命斗争。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研究方面，凭借权威的档案和明显的研究传统优势，俄罗斯学者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资深学者卡尔图诺娃撰写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中国委员会的讨论（1926年12月）》Картунова А.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а Ⅶ пленуме ИККИ:дискусс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декабрь 1926 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2№4. ，利用翔实的会议速记记录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过程。作者指出，当时中国委员会面对的任务是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但中国委员会和中国代表团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没有统一的意见，而现实中一项项紧迫的任务又摆在面前。因此，作者认为：中共当时并不具备解决这些任务所需的决策能力。该论文不仅是一篇学术研究成果，也提供了可供参考利用的丰富的档案资料。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近年来多次前往江西安源考察调研，围绕20世纪20年代安源工人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安源：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Elizabeth J.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一书中。该书从重新审视革命写起，回顾了安源1922年的罢工，描述了曾以“中国的小莫斯科”而闻名的安源的革命盛况，介绍了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安源煤矿发动的一场极具影响力的劳工运动。裴宜理研究指出，由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这些走进矿山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运动走的是非暴力路线，在推动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注意与当地秘密会社合作，争取对工人的支持，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夜校，开展对工人的扫盲，培养工人的人权意识，提出“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这样不带有明显政治性或革命性的口号，培养了工人的组织纪律性。接受教育的工人有组织地通过罢工争取自身权益。1925年当地军阀镇压安源工人运动后，受教育的煤矿工人继续广泛参与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裴宜理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认真对待和鉴别革命遗产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找寻其中对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正面意义的因素。

关于抗日战争。美国学者佛朗哥?迈克瑞所著《在华南抵抗日本：盟军的代理人战争1935—1941》Franco David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 (Modern War Studies), Univ Pr of Kansas, 2012 .一书，着重研究中国地方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战略的关系，肯定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作者利用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文献，介绍分析中国华南战场的战略决策、战役和军事行动，说明华南战场因其巨大的地域、多变的地形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对日军进攻造成阻碍，而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彻底陷入泥潭，形成了盟军非常期待的战局，影响着盟军大战略。作者揭示中日战争是怎样作为一场“代理人战争”服务于盟军：盟军希望日本的军事力量深陷在中国南部，以阻止其进入英国和苏联的领土。作者同时肯定香港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香港不仅是中国边境前哨上沉睡的英国殖民地，而且是战争保障地区的一部分，应该把香港与华南看作一个整体的、独立的军事区。

在个人传记《中国通》John Paton Davies, 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中，作者约翰?戴维斯以大量篇幅记录了中国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戴维斯曾任史迪威的政治参赞、外交助理，他当时力排众议游说美国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成功组织和参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实地考察。戴维斯在书中记述初到延安与中共领袖的交往，提到中共曾主动提出希望美军在中国登陆作战。中共甚至按照戴维斯的建议，提出假设美军在连云港附近登陆的中共配合作战计划：在陇海铁路东部以5万正规军进攻，并随着日军对登陆抵抗战的升级再增加力量；在连云港200里范围内发动平民为美军提供劳力、食物；在华北其余地区，共产党部队和民兵可以扰乱敌人并切断敌人交通线。

日本学者家近亮子的《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家近亮子著：〈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岩波書店，2012年。一书，介绍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和战争期间外交战略的特点和外交政策的变化。蒋介石虽对英国和苏联持有戒心，但在抗击日本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是“以夷制夷”，利用苏联使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在国际上改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国内改善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共的关系。由于战争初期美国援助中国态度消极，这种“以夷制夷”构想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未能实现在国际框架下保卫南京，直至最后撤离南京。随着《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的签订，蒋介石越来越不信任苏联，进而加大对罗斯福个人的工作力度。1941年，日本与美英开战后，蒋介石认为“以夷制夷”构想会有良好结果。

此外，井上桂子所著《在中国从事反战和平活动的日本人——鹿地亘的思想与生涯》井上桂子著：〈中国で反戦平和活動をした日本人 :鹿地亘の思想と生涯〉，八千代出版，2012年7月。一书，着重介绍日本反战无产阶级作家鹿地亘的一生及其思想轨迹。鹿地亘受到日本政府迫害后来到中国，在鲁迅及其他中国友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反战和平运动。他的活动主要是教育被中国俘虏的日本兵，通过发表文学作品和公演反战剧目，宣传其反战和平思想。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新阶段，新老解放区在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同时，开展了整党工作。美国洛杉矶西方学院李放春的《大民主、阶级斗争与华北土改中的整党整政》Fangchun Li, “Mass Democracy, Class Struggle, and Remolding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Modern China, 38(4)，2012.一文，研究了1947年至1948年华北老解放区开展的“整党整政”运动。指出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在老解放区土改中出现了“坏干部”，同时希望通过“大民主”推动土改。运动中提出了纯洁组织、纯洁思想的目标，采取了所谓“搬石头”（比喻撤掉那些阻碍土地改革深入进行的党内干部的职务——笔者注）方法。运动中一度出现农村基层群众阶级斗争过火行为，后在中央的要求和指导下开展了“群众参与党的整风”活动。作者认为，这次老解放区开展的“整党整政”运动是在 “大民主”思想驱动下进行的。这次运动产生了一个重大成果，即“德治民主”及半制度化的“群众参与党的整风”的运作模式。

美国杜兰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江旷的《扔掉他们的臭架子：中国知识分子与土地改革1946—1952》Brian James DeMare, “Casting(Off) Their Stinking Air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Land Reform,1946—52”,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67, January 2012.一文，研究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队与其思想改造的关系。作者选取直接反映土改中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三类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即由参与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本人撰写的土改报告、思想汇报，《中国青年》刊登的关于阶级忠诚和革命实践的文章，丁玲和张爱玲分别创作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秧歌》。作者分析认为，对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而言，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代表一种极端的挑战。曾处于有利社会地位的他们现在被抛进一个新的、非常政治化的文化中，这种文化极大地藐视书本知识，结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发现自己与农民群体相比优势尽失。而且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中国社会分为对立的阶级，这意味着许多小知识分子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这时土改为这些精英提供了机会，他们发现了一条快速容合于中共的道路，同样土改也需要这些被贴上“知识分子”标签人们的积极参与。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他们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运动报告和记述展示他们的革命实践经历，采用修辞策略疏远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家庭，同时拉近与中共的距离。因此，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土改运动给他们提供了与农民“坐”在一起并确认自己阶级地位的机会，这也被认为是体现政治忠诚的最真实指标。于是，运动不仅成为农民翻身的时刻，也成为知识分子翻身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