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2】

（三）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参与了1939年、1940年的两次“政治整军”。但这次新式整军和那时的整军大不相同。其不同之点，就在于毛主席说的，“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而实施领导、保持秩序、发挥民主效力的首要一环，则是紧密联系实际的理论学习和教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武装指战员的头脑。它是开启诉苦闸门的钥匙，进行三查的镜子，开展三大民主的指针，调动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智慧的先导，完成整军的保证。

在近一年的整军过程中，这种学习、教育有三次。开始以学习《大纲》、《宣言》、《训令》为中心内容，解决阶级立场和投入土改的问题；第二次是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解决树立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贯彻执行民主革命总路线、总政策的问题；最后是以中高级干部为对象，学习党中央的《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解决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自然，学习内容不只这些，各野战军都按不同情况有所增减，有适宜的选择。比如，中原野战军还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以及《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等新华社的重要社论。

自9月中旬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到1948年春，各军区、野战军普遍按土地会议精神进行了土改政策的学习和教育。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彻底平分土地，对于学习土地法大纲，兴趣极高，还想出许多办法宣传土地法大纲。许多刚刚下连的解放战士纷纷给家里写信，将土地法大纲寄回家乡，告诉家人，别再还债，打倒蒋介石回家分田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在进行土改学习和教育中，除了以会议方式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外，陈毅同志等华东军区首长，于12月l 5日下达了《华东军区关于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命令指明：全体人员立即加紧土改学习，不准有任何人站在这个学习之外；在实际行动上，必须站在群众方面，不准有任何一个机关采取袖手旁观与漠不关心的态度；出身地主富农或家庭为地主富农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地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富的行为。

命令最后号召全体指战员，普遍地贯彻三查三整以适应土地改革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遵守上述铁的纪律。

陈老总把打到蒋管区，叫做“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的确是这样。而且蒋管区到处是干柴。受尽地土、国民党残酷剥削、压榨的蒋管区老百姓，天天盼我们，等我们去。我军到了新区一讲平分土地，群众热烈欢迎，纷纷起来分地主的粮食、浮财，青年竞相参军。往住我军在村子住一夜，第二天就有一二十个青年走进部队行列、

与此同时，随着老解放区平分土地的胜利，仅在1947年下半年几个月，就有60万翻身的青年农民入伍。他们政治觉悟高，斗志旺盛，一到部队就问““离南京还有多远？”“什么时候去促蒋介石？”尽管他们缺乏军事训练，但打起仗来十分勇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给部队学习土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增添了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

（四）

全国土地会议闭幕不久，中央军委批转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辽东三纵队学习土改政策中开展“诉苦教育”的经验，极大地推动和提高了各野战军的诉苦运动。—个是诉苦内容集中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把土改教育引向深入；一个是扩大范围，号召团结。官兵和军民同诉旧社会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提高工农兵血肉相连，天下穷人是一家的认识；使工农分子的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彻底转变阶级立场，站在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许多部队还开展“一条心”运动，官兵、军民一条心，奔向一个目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各部队进行诉苦教育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内容极其丰富，很感动人，但诉苦教育的进行步骤和过程，大体一致。就是先倒苦水，后挖苦根，清除“宿命论”等糊涂观念，明白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再通过归纳总结，认识到列宁所说的：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夺取全国政权。这样，有切合实际的政治引导，挖苦很自然就挖到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那里，军民的共同心愿，自然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挖掉苦根子。

全军诉苦运动中有个共同特点，是解放战士苦水最多，效果也最显著。这期间，彭德怀副总司令对解放战士成分，有个调查统计：一般的贫农约占70％，中农、雇工和其它贫民约占25％，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占5％。所以大多数解放战士经过诉苦有了阶级觉悟，作战十分英勇。1946年9月，《解放日报》在《好好进行俘虏工作》的社论里也说，俘虏的蒋军官兵，大多数是工人农民，一部分知识分子。蒋介石强迫他们来打内战，来残害中华民族和他们自己。我们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中国，我们珍视中华民族的精华，要尽可能最好地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正是这种基于无产阶级博大胸怀和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瓦解敌军的工作获得巨大成绩，越来越多的解放战士成为我军的组成成员。

朱老总在土地会议上讲整军问题时也说过，现在部队中出现了“三合一”班；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人编在一个班里，开个诉苦会就都合拢了。解放区是怎样土改的知道了、蒋管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也知道了。“这种会开它一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野战军一定要进行这种教育，时间紧张也要想法抽出一点来搞。这也是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问题。”

随着我军进攻作战的胜利发展，诉苦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1949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北平对一些爱国人士和大学教授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400万人以上，“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伯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

同年7月，周恩来副主席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作政治报告，更精确地讲到：三年解放战争，我们伤亡143万人，消灭敌人569万人，其今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70％，即415万，而俘虏中变成解放军的有280万。所以“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奋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

可以说，周副主席的上述论述，对诉苦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最确切的概括和总结。

（五）

大多数部队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是紧接着“诉苦”进行的，战士们的主动精神很强，肯自我批评，敢进行批评。查出的问题，证明朱德同志在土地会议上提出需要进行“三查”，是合乎实际的，是非常必要的。以西北野战军的几个纵队11月中下旬１０天的检查为例，有的地主出身的干部对平分土地不满，在战斗中进行破坏，致使部队受损失；在战斗作风上，有些干部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等。在深入检查中，战士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坏干部，对部队教育很大。

1948年，周思来同志听了西北野战军领导同志的汇报，肯定了他们进行诉苦、三查的成绩，指出：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三查，查出特务、伪军官、异己分子及坏人，这是群众运动的火力，较高高在上的领导机关更能有成果的地方。自然这样就更能巩固部队，团结自己，加强对敌的战斗意志。

1948年1月30日，毛主席就《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发出指示前后，朱老总在我军解放石家庄之后，给毛主席写信说，攻城之前，上下级干部均先开（攻城战术）学习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在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是群策群力，人自为战，取得了胜利。”后来，毛主席加上按语，向全党全军批转了朱老总这封信。按语中还提到；“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朱老总在信里还提到他到了冀中，主持整顿渤海军区的张云逸同志特来同他见面，谈了渤海那里的一些问题很严重。有个分区司令员，竟带部队镇压群众，杀害干部，捆打积极分子。因此，决定要扣押他。说明在那里，整军成了渤海地区土改的先行条件。全国土地会议后，他们进行三查、三整（整党、整军、整财），清查出许多坏干部、坏分子、坏党员。在部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当时以学习委员会相称），发动民主检查，揭发了严重的军阀主义，干部普遍克扣战士，个别的还毒打战士，连级干部有小厨房，每餐几个莱，而战士只喝盐水汤；新战士自家里带来的钱，要替班排长买好吃的，打仗时干部却躲在后面“督战”，有的地方武装一遇敌情严重即溃散、叛变。原因就是干部好多是地主富农、地痞流氓。有一个团，经战士审查提出需要撤换、调换的连排干部多达80余人。与此同时，由战士推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80多个。由此，战士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士兵委员会”才名正言顺地成为经常性制度。1948年夏天，总政第一室主任黄镇带工作组到了渤海军区考察，认为士兵委员会制度，是加强部队团结，防止军阀主义，提高战斗力的好制度。

毛主席、党中央对于渤海地区的问题十分重视。1948年1月28日，毛主席对渤海的整党、整军、整财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指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的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紧接着，1月30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再次明确提出：“军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还有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入对于全军诉苦、三查运动克服和防止“左”的偏差，使之健康深入地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

华东野战军前委，1948年1月接连发出了《关于三查结合三整工作的原则指示》等文件，再次明确指出：成份不纯—、组织不纯、思想不统、作风不纯，军队与地方处于同一状态。要使我们的军队真正成为土地革命的军队，必须认真的彻底的进行全军上下毫无例外的“三查”，不允许查下不查上，光查战士不查干部，要做到全军“没有一个空碗（指个人）”，“没有一口空锅（指伙食单位）”，全军人人要查，也只有人人都查才能整好全军。同时，强调掌握政策界限：耍把原则性问题和生活上的缺点区别分开；对抗拒土改的严重军阀主义、严重违抗纪律的坏分子的处理，必须经过上级党委批准才能执行，严禁超出思想斗争以外的任何作法。我们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自由主义、尾巴主义的民主。

2月21日，坚持大别山斗争、转战中原的刘邓野战军前委，对三查工作发出的指示，进一步阐明“三查”是集中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及指挥员、工作人员的民主运动，也就是发动他们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一切干涉土改、包庇地主及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享受思想。指示还明确指出“三查”的基本方针，仍是治病救人，不能乱打一气，不能乱扣帽子，不要把一切不好都说成是地富思想，任何处分必须经上级批准。“三查”之后，达到全军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为此，《指示》还在工作步骤上作出规定：全军每个同志都要经过“三查”，从查作风、查思想着手，最后达到查阶级；连以下干部战士在支部领导的班、排或连大会上查；营团干部“三查”，在上一级党委领导下、有下级干部和本支部代表参加的会上进行，等等。

石家庄战役后，总政的同志主要为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军敌军工作会议进行准备工作及会务工作，也派人到附近部队了解整军情况。这时，晋察冀野战军即将向绥远和北宁线出击，前委举行的扩大会议提出，诉苦、“三查”已使部队有了新的气象，但不能估量过高，“三查”必须深入下去，各级党委、政治机关要加强对“三查”的领导，不要在部队中建立贫雇农的单独组织，不要搬用农村整党时“搬石头”的错误口号；属于“三查”内容的会议，只能说理，不能硬遏、硬压、硬追；组织结论不应轻易做，并允许本人上诉。同时，会议还就整顿纪律、制度、作风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要求在“三查”基础上形成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维护铁的纪律。

这期间，朱总司令对担任内线作战任务，已打下运城正准备打临汾的部队很关心，嘱托指挥这支部队的徐向前同志，把部队培养成“专门的攻坚部队”。徐向前同志2月23日在前指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过朱总司令的要求后，专门就“三查”、“三整”和民主运动有个很长的讲话。

徐向前同志说，“一月底，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特意讲到军队中的民主问题。”他结合部队情况指出：我们部队凡是没有发扬民主的，逃亡就多，就打不好仗，就不成其为铁的拳头，而是豆腐拳头；凡是接连打胜仗的，都是对内团结，对民团结，都在部队中发扬了高度的民主。现在各部队进行“三查”、“三整”，这就是民主。今天部队的三大民主，基本问题在连队上，在连队里开展民主运动，是今天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我们研究士兵逃亡，90％是逼跑的，你不爱他，不把他当兄弟看，而把他看成奴隶，所以他只有跑。好多同志认为讲民主不是涣散军心吗？难道下个命令也要讨论讨论？假若有人批评他。他就说影响他指挥的威信，于是就把民主否定了，这是不对的。须知军队里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的，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不能分开的。

徐向前同志还结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政治工作基本原则，阐述了毛主席的电报指示精神。指出：现在我们党内不纯，一些坏分子混进我们部队，带进来很多坏意识坏作风。有些老干部也学了很多坏东西，贪污腐化、打骂士兵，打骂群众，打仗叫苦，甚至违抗命令。要克服这些坏现象，军队就要发扬民主。讲民土，干部要勇于自我批评，战士要勇于批评，干部与战士，互相教互相学，这样部队团结了，技术提高了，干部威信也提高了。三大民主要在连队中贯彻下去，不能打一点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