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3】

（六）

3月初，西北野战军向南进攻作战，旗开得胜，攻克了宜川城，歼敌5个旅3万人。党中央致电视贺，称赞宜川大捷，“证明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

3月7日，新华社发表毛主席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第一次将诉苦、“三查”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并给予高度评价。紧接着，3月20日，毛主席在《关于情况的通报》里，评述了我军南线各部队在第一次大休整中，“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苫）、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进行整军取得成果；4月1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新式整军运动作出完整概括的同时，指示要继续进行这种整军。

有些部队，开始三查三整和参加平分土地时，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向，但很快得到纠正。正如当时毛主席说的：“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西北野战军的夏季整训，就是在“健全发展的轨道”上进行的。前委鉴于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斗志不强，阶级责任心不高，自由主义严重等情况，不是再搞“三查”，而是决定进行“群众性的整党评斗志运动”。有的纵队搞“三评”，有的纵队搞“四评”：评斗志、评政策、评纪律、评工作。群众叫做是给干部“过秤”、“照镜子”、“看骨头”、“量水平”。彭总给毛主席的报告说，这基本的是在三查运动基础上新的发展，使干部对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两者不同的是，“三查运动着重于暴露坏的，联系到表扬好的；四评运动是着重于表扬好的，联系到暴露坏的。”10月间，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送来了夏季整训给军委总政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让转给我，并批示“此报告甚好，可稍加改编后发表”。

西北野战军的整军成果和经验产生了广泛影响。1948年4月初，陈毅同志从陕北返回华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赞扬西北野战军的宜川战设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造成了内部坚强的团结，在意志上与执行政策上的统一。陈毅说他到这个会上听了许多同志发言，“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都很好，特别有些同志严格地检讨了和平时期的许多缺点，过去打城市的不注意政策等。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鼓励了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使这个会议取得更大的效果，保证部队一出马便取得很大的胜利。因此新华社发表一篇评论称之为新式整军，因为旧式整军只是整下面不整自己，认为自己是没有毛病的，新式整军主要是整顿领导，整顿干部，并与全军土改学习结合，这才是战斗力坚强的决定因素。”

刘伯承同志给一个纵队的干部作报告，讲到整党要与整军作战相结合，也高度评价了宜川大捷。他说：“西北野战军此次练兵整训后，一出动就歼灭敌人五个整旅，这就是整党与群众路线的练兵和作战结合曲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此他还指出，毛主席提出“整编党的队伍”，因为这是关乎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我们整党必须与土地改革一道进行，这样才是一个领导人民的革命政党，才是联系群众站在群众之中的政党，而不是孤立。”他深刻地论述了整党整军的基本目的，就是为着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尖锐指出：“现在我们部队官僚主义的作风还很严重，主要表现在瞒上欺下，认为自己是干部，群众就必须无条件的听从我，尊重我，一点不顾心，就给难看，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大胆反映问题，使得上级的东西不能下达，下级的意见不能往上反映。”他热诚希望大家努力，“来把自己在政治上提高一步，推动全党向前进一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陈毅、刘伯承等同志的话，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特征和意义，同时反映出全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丰富和完善着新式整军经验，使之在健全发展的轨道上，日益取得新的成果。

（七）

1948年5月，前委和工委、后委会合不几天，周恩来同志问我，去看主席了没有？我说怕干扰他，还没有去。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明天可以去，不要谈工作，说笑说笑，这一段太紧张了。

毛主席见到我还是那么亲热，说到刘筱圃（我爱人）撤出延安前给他的那些豆豉，在陕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谢谢她。后来问我，“傅主任（这是毛主席对我的习惯称呼。1946年秋，我从重庆回到延安重新分到总政工作时，毛主席说，‘傅主任还是我们的副主任’），我们进关了吧，离‘咸阳’还有多远？”我想他是用刘邦打败项羽的故事，来比喻我们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临近了。毛主席大概听我回答的得体，笑了！我们就项羽、刘邦不同的为人和不同的结局说笑了一阵。毛主席又问我在重庆（1946年我曾在重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兼新华社代理社长）交了哪些朋友？说他们快来了；我们已邀请了关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们的“约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毛主席说的重庆的朋友快来了，指的是党中央已给上海局发出指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事。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那段时间，中央对党的政策和纪律问题，抓得非常紧，要求极为严格。正如中央对山东兵团领导人指示中说的：“我党已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和任务，1948年四五月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对继续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3月7日的评论中就指明了整军运动要同正确进行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相结合；同整党的缩小打击面、严禁乱打乱杀、团结90％以上的人民大众，亦即贯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相结合；同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三个“相合”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整军运动要推动全军全面、无误地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几项基本政策。

《宣言》提出几项基本政策时就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这种对于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要求，对于主要是农民成分的我军来说，越是到胜利的时候越是重要，不仅对基层指战员重要，对中高层尤其是高层干部极为重要。

在进攻作战的胜利形势下，城市纪律成为部队非常突出的问题。1948年初，拿下高家堡的部队，有向商人捐款、没收敌军官家属财产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

自然，反复地深入地进行这种教育是整军的重要课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在亲自对干部指教时，还都以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地说明，如果破坏党的政策，享乐腐化，得了天下还会失掉天下。罗荣桓同志还强调指出，部队进城的纪律不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为此，党中央接连发出指示。3月11日，中央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批语指明：放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广大新区及城市工作的开展，都要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而不至重复过去的许多错误。20日，中央转发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既肯定经过多次教育，部队入城纪律已见进步，同时指出，“唯因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争抓物资与强买强卖的现象仍未根除。”

3月21日，毛主席就各种政策的执行向全军发出指示，肯定西北野战军南进执行政策有进步，对征借粮草和偿还与买粮等问题，重申了规定．并由此而责成各旅委书记必须每半月向前委报告一次新解放区各项工作，各野战军前委各军区对部队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必须从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就是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强调指出；“须知党的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意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挥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的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那就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立即加以检讨。”

紧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报告制度又补充规定，自4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下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的指示，包括下级向其作的政策与策略性报告并对之作的答复，均应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由此可见，在迎接全国胜利的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对政策与策略问题是一抓到底的、非常周密，尤其对高层领导干部抓得紧而又紧。

自然，这方面的收效是巨大的，但由于胜利形势发展迅速，加上自身种种原因，要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完全走上正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有件突出的事情是：山东兵团在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时，把罪大恶段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也和敌方其他人员一样，不加区别地一溉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党中央立即发出指示，指明这“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并对其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声明，予以严肃批评。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必须立即克服的五种恶劣作风，即“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对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野战军前委包括在内）的负责同志，应严肃地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中央指出，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党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而将全国—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各地各军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１９４８年5月，陈毅、粟裕同志到中央来见毛主席，毛主席提了三条方针。一是重申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强调内线、外线的分工，南线、北线的配合，纪律与政策的提高；二是老解放区生产长一寸；三是为保证前两项方针的实施，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中心是杜绝无纪律。破坏政策，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毛主席特别恼火，他号召全党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山。后来，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前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队在山东、中原的作战与纪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后来，小平同志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联系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结合上、透彻、全面地阐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思想，对部队政策和纪律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期间，刘伯承等野战军领导同志，也亲临讲坛，对部队主要是中高层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灌输。他们率领中原野战军顺利完成了整党和新式整军第二阶段的任务，进一步整顿了连队党支部，加强了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普遍建立了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在大规模作战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争取军政双胜利。到5月下半月，举行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各级党委建设、巩固与发展三大民主等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l 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的提纲，便是他为这种原则而写作的”；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过多次这样的指示，要求维护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和集中领导。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党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前言》公开地重申了中央于4月对山东兵团领导指示中的原则和基本精神。

各野战军首长认真学习了《前言》，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重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曲“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彭总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还指名道姓催促一位高级干部补课，学习列宁的这篇著作。

中原军区及野战军前委，于7月底8月初在豫西宝丰，召开了全体团以上干部会议．系统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后的党中央、毛主席有关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指示，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检查团以上领导作风，作为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第三阶段。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提出，要达到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解决纵队、旅、团三级领导作风问题。会议按此三级顺序，从党委领导、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和党内团结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检查，干部们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整风精神和“闻过则喜”的传统美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给各级领导及部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不团结等不良现象。以深刻的揭露和严肃批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在当年有典型意义的著名的宝丰会议。它使到会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建军思想教育，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政策与纪律性的重要，还看到了新式整军运动、三大民主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对进行大兵团作战、全歼中原敌军，是有力的政治动员。

6月指示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又对整顿全军纪律发出了《训令》，要求“全军各前委、各军区、分区、纵委、师委”，均须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整顿纪律问题，均须作出关子此两项问题的简明扼要的决议，而且明确规定：“两项检讨应分别开会，不要混在一次会上检讨，须写出两个决议，不要将两项问题写在一个决议上”。直至指令，若有某一纵委、师委、军区、军分区没有开会检讨，没有作出决议，必须补开，补作，以此定为—项纪律。所以这样严厉要求，三令五申，就在于我们要有“铁的纪律”，“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以便迎接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党我军能够更加成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务”。

正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进行，和整党相结合，才有了全军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提高，创造丁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为1949年向全国胜利进军，模范地执行“约法八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

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后委会合之后，中央书记处指定我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汇报会。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对有秩序、有领导的全军指战员参加的民主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之后，中央军委在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指示》中，提出“部队的整训，一年中应有一次较长的时间实行新式整军，确立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及部队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制度，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1949年1月，在毛主席起草的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早在1947年，总政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之后，1948年2月5日发出了《关于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其中还规定“应将连队党的支部完全公开，便于与士兵委员会之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后支部开会应邀请士兵委员会的非党员参加，保证他们在会议上对党员有原则批评与建议之权……使支部不脱离群众，使党员接受群众监督。”同年10月，总政批准华东军区部队先试行《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和《革命军人（即士兵）委员会条例草案》，到1949年底，正式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党委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草案，颁发给全军实行。至此，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亲手创立的这些“老章程”，成为向全国胜利进军的人民解放军的新的定制，它是“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的伟大成果，对于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许多老同志说，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次真正的“复古”，即全面恢复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全面落实和发展了古田会议决议案及其所确立的原则。新式整军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将永载人民军队建设的史册。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