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2】

二、中共八大对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决策

战略机遇期与战略决策是同时并存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还取决于中共中央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与制度调整。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战略机遇期内涵发展目标进入关键的实施阶段。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3—294页。）这样，毛泽东曾经预想的“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与三个五年计划相衔接，成为中共八大正式确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争取的时间表，也就是战略机遇期必须争取的时间表；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则成为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政治路线保证与制度调整。

中共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把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展目标进一步细化。它确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06页。）。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六千千瓦至一万二千千瓦的发电设备等，到1957年，中国经济建设所需机器设备的60%左右可以自给。当时预计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到1962年，争取所需机器设备的70%左右能够自给，其中包括部分重型和精密仪器设备。按照毛泽东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齐头并进的战略思路，二五计划在调整工业基本建设规模的基础上，抓住对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如钢铁、石油、有机化工，特别是制造重要机械设备的机械工业；国防开支进行适当压缩，一般的国防建设和普通装备的要求放慢速度，集中力量发展“ 两弹”即原子弹和导弹、飞机和无线电事业，并围绕上述领域，开展600多项中心课题研究。

为切实保障战略机遇期内涵发展目标的全面实施，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第一，削减国防和行政开支，增加文化教育费用，由一五计划的57%左右提高到60%至70%。第二，加强专门人才的培训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研成就。第三，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搜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第四，及时解决必需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第五，确认毛泽东1956年4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方针，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编制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年度计划。1957年年度计划，按照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和基础学科建设的需要，把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按专业联系起来考虑，初步形成了适合于大科学机制的国家战略研发体系框架。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态势呈现出高潮。

但是，中共八大确立并实施的发展战略，很快被意识形态领域里突如其来的阶级斗争打断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战略决策的核心链出现了断裂，对战略机遇期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宣布中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这样就把知识分子实际上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畴，极大地制约了在实现战略机遇期内涵发展目标中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发挥。战略机遇期因战略决策的改变而呈现出偏离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