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宣布我国进入原子能发展的新时期，并估计可能有十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期。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判定，并认为在客观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倡导的技术革命确定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展目标，中共八大为此做出战略决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战略机遇期在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也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波折。客观、全面地评价毛泽东把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略机遇期上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对21世纪中国正在把握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借鉴和警示作用。

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也曾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毛泽东对其条件和内涵做出正确判断，中共八大为此做出过战略决策，并在实践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也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波折。客观、全面地评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对21世纪中国正在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借鉴和警示作用。

一、 毛泽东对战略机遇期条件和内涵的正确判断

战略机遇期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机会和境遇，是与社会大变革相联系的一个长达十年乃至数十年的历史时期。它的主体是国家、地区或社会集团，通过科技革命引发生产力的质变，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文明程度的提升促进综合国力的增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进入迅速发展时期。18世纪工业革命发端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相继而起的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突飞猛进地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现代化成为举世关注的重点，第三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齐头跑步奔向现代化。

毛泽东对第二次现代化战略机遇的感受、捕捉是及时的，也是准确的。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弹的战略决策。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但此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不乐观，他认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392页。）所以，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4页。），但没有明确提出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因而也就没有明确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表问题。

国际和平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外部因素。1955年4月，万隆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这两次会议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力，也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在历史新时期的挑战面前，中国有没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可能性呢？毛泽东的看法是：“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是毛泽东对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第一个战略机遇期时间表的最初表述，它的跨度应该是一五计划的最后2年、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这12年。

毛泽东对进入原子能历史新时期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的判断构成了战略机遇期的两个重要条件。它既是大势判断，也是政治判断，不仅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加速运行和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也把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与以原子能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批评，“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他要求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要打破常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毛泽东关于抓住战略机遇期构想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其发动“大跃进”的最初萌芽。此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作了详细分析，估计10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是可能的，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也是可行的。（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25页。）

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充溢着加速发展的“赶超”气氛。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了这个历史背景，他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并向全党发出号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80、185页。）。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突出强调了技术革命问题。他提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技术革命”是毛泽东这个时期思想的“闪光点”，它孕育了对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战略机遇期有重要影响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以技术革命推动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并行发展，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前沿科学技术齐头并进的发展战略。这构成了战略机遇期发展目标的科学内涵。

正如周恩来所说，第二次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以及“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因此，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战略意图，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的指导下，提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并确定12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比较薄弱的环节，如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四项，加上当时不便于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两项，采取六项紧急措施。这些重点发展的科学技术项目，不仅使中国在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有了联系的纽带，也使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展目标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