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3】

三、 技术革命在战略机遇期中的历史地位

当毛泽东确认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度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这表明了毛泽东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发展目标的再次强调。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第51—52页。）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技术革命才能加速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的“大跃进”。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农业“大跃进”，北戴河会议又提出工业“大跃进”的目标。这些目标和愿望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客观现实，但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地进行技术革命的坚持。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所作的报告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思想的整体思路，他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确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农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

聂荣臻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党抓科学技术，实现技术革命》的报告中，把世界新兴工业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在动力上，采用裂变原子能和热核反应能作为新的、丰富的能源；在工作机械上，用以快速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劳动和一部分脑力劳动；在资源和原料的利用上，运用各门科学的最新成就，达到充分地综合利用的目的。中央认为，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其中包括尽可能地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来完成我国的机械化、电气化。同时，在国防和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要用最新的技术装备起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25页。） 这些都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以及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发展目标的准确把握。这样，因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度走低的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态势出现了转机。

事实上，在“大跃进”高潮到来之际，也正是中国向现代科学进军，积极追赶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时刻。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开出的“五朵金花”——半导体、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学，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时确定，在“大跃进”后迅速上马和发展起来的。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成果展览会，并接见各学部和各研究所的负责人与科学家，鼓励大家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他反复告诫全党：“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但与“大跃进”同时发展的还有中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技术援助也全面停止。此时，“大跃进”的恶果也全面显现出来，天灾人祸“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03页。），战略机遇期的部分有利条件随之丧失。此后，随着中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 “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及逐步形成的与美、苏两大国对抗的国际格局，致使战略机遇期的主要有利条件全部丧失而再次走低。一般认为，遭遇了两起两落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至此已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此时毛泽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略机遇期内涵发展目标的判断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战略机遇仍是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也试图紧紧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因此，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仍要求科学技术部门把“在国民经济中推广新技术、应用新技术作为首要任务”。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虽然打了折扣，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687页。），但科学技术发展仍然是在原来预定的目标范围之中，这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尖端科学技术发展采取“一有苗头就狠狠抓”（聂荣臻：《关于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及远景设想的汇报》（1960年1月）。）的方针。1954年世界第一批半导体收音机问世，而中国从1958年开始抓半导体技术，到1959年已初见成效。从半导体资源的调查、半导体的化学提取提纯、物理提纯、拉制单晶体、制造器件，一直到半导体器件的应用和线路的研究，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半导体材料方面，不仅研究了锗，还研究了发展前途更大的硅和其他金属间化合物。1958年12月21日，苏联在报纸上公布用人工合成方法创造塑料半导体的消息，认为这是科学史上一件大事。中国在1958 年初从侧面了解到这个“苗头”后也着手进行研制，不到一年时间也搞出来了。60年代初期，有关部门把尖端科技的主攻环节确定为：新材料、无线电电子学、仪器仪表，并提出：“只要急起直追，狠狠地抓紧这些最有希望的尖端科学技术的生长点，我们就可以迎头赶上。”（聂荣臻：《关于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及远景设想的汇报》（1960年1月）。）

第二，骨干企业不失时机地采用和推广新技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广热压焦，用弱粘结性煤或不粘结性煤炼焦，扩大了焦煤来源，节省数以亿吨计的运输量，同时还可以回收焦油和化工产品；用含磷份多的生铁在转炉内炼钢时，可以同时收得钢渣磷肥；推广混合炼钢，可以增加钢的产量和提高钢的质量；推广电渣焊接可以代替一部分极其缺乏的锻造、铸钢能力，有助于扩大重型机械的生产；推广内冷发电机的技术，同样大的电机，功率可以提高一倍还多；推广压铸技术，用以铸造汽轮机叶片、工具，可以大大节省材料；等等。此外，机械化、自动化已经显示出巨大经济效果。哈尔滨市有25家工厂搞出25条自动化生产线。哈市量具刃具厂把原有丝锥生产从单机自动化改为全自动化生产线后，设备从5台增加为10台，年产量从30万件增加到270万件，劳动生产率提高12倍。（聂荣臻：《关于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及远景设想的汇报》（1960年1月）。）

第三，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50年代末，中央专门对高等院校在新科学技术专业设置方面的情况展开调查，对比苏联高等院校专业目录查找我国存在的差距（《与苏联1958年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对比，我国目前尚未设置的专业名称》（1960年1月）。），确定了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薄弱环节及解决办法：（1）在原有数学计算仪器及装置学科的基础上增设新的专业；（2）原子能利用方面，增加热核反应、原子能电子学、辐射化学三个专业；（3）尽快填补生产过程自动化方面的学科专业空白；（4）尽快填补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学科专业空白；（5）增设物理专业的高温物理、晶体学两个专业设置；（6）在原有高能燃料专业设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强。（《在新科学技术专业设置方面的若干情况和问题》（1960年1月）。）在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尖端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始终追赶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成为扭住战略机遇期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使尖端科学技术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第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苏联撕毁合同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从这时起，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这些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1月3日，针对二机部提出的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的报告，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包括聂荣臻、罗瑞卿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表现出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在攻克国防尖端科技难关方面的伟大力量，这也是战略机遇期的主要有利条件丧失后仍然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源泉所在。

1960年，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小平曾高度评价国防高科技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