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与商务印书馆的转型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将“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会上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批评了“左”倾偏向。为贯彻全会精神，同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提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公私出版业均应争取条件，逐步实行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与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的方针，并在出版总署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国家对公私出版业实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第647页。】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各级政府部门对私营出版业的帮扶政策陆续出台，如帮助解决编辑人员和新稿源缺乏问题；介绍银行贷款；放宽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低价供给纸张；实施加工订货政策；国营和公私合营发行机构大力推销私营出版社的出版物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带来了1950年10月至1952年私营出版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0年私营出版社为184家，1951年即一跃而为321家，即增加了74.5％。（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572页。】至1952年8月政务院颁布实施《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之前，仅上海市私营出版业即达391家，占全国私营出版社总数458家的80％以上。（1）【《华东新闻出版局改组上海市私营通联书店、连联书店、童联书店为公私合营发行企业的计划》（1954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236-67。】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讲，这个数字创造了上海出版史上的最高峰。

“商务”作为全国最大的私营出版企业，政府的帮扶政策对其摆脱经营困境自然会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商务”不同于一般的中小出版社，它必须依循政府确定的“出版与发行、印刷分工”及“出版专业化”原则进行改组，以寻求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实际上，当年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属于皮包公司性质，工作人员少，没有专门的编辑、发行机构，更谈不上拥有印刷厂，往往编辑出版发行兼任，什么读物赚钱就出版什么，灵活应变。而“商务”等大型出版社就不一样了，机构健全，经营和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所以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政策虽然也使其受益，但要在昔日的出版理念、出版物结构和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再造辉煌是不可能的，必须蜕变以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概言之，即在接受政府帮助的同时，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实际上已经步入改造的道路。具体说来主要有：

1.变革发行体制，参与组建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为贯彻出版社“逐渐摆脱发行和印刷工作，把发行和印刷的任务委托给专营的公私发行机构和印刷机构”的政策（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第647页。】，出版总署以发行领域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对发行机构的整顿重组，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专业发行机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以下简称“中图”）。它是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统。面对政府的强力主导，“商务”内部尽管对参与组建联合发行机构有不同意见，但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与政府合作是大势所趋，因而最终决定参加。（3）【谢仁冰：《我馆怎样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在传达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讲话》，《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379页。】“商务”参加联合发行机构对其扭转经营困难有一定帮助，1951年“中图”全年营业额为2053亿元，相当于新华书店同年全部营业额的1/4。（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但“商务”从中所获收益并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商务”在教科书国营后各地分馆（陆续加盟“中图”）的亏损状态。更重要的是，“商务”在“中图”时期收缩发行而集中出版、印刷两业的调整举措已迈出解构编、印、发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的第一步。中华书局等亦如是。

2.调整出版方向，承担国家加工订货任务。按照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确立的“出版专业化”原则，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要求出版总署“协助私营的大出版社确定专业的出版方向”，并建立与有关政府部门或人民团体的固定联系。（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第643页。】为贯彻这一政策，出版总署同“商务”代表多次商谈，确定今后“商务”的专业化出版方向：以出版实用科学书籍为主，兼及儿童书和辞书。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分别转移给有关出版社，重印书只限于《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据20世纪50年代曾供职于“商务”的赵守俨回忆，当时“商务”旧版书审查标准很严格，切毁者为数不少，“售完为止”算是命运最好的了。（6）【赵守俨：《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395页。】此后，“商务”逐步转向以出版科技图书为主。为此，“商务”积极争取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及社团的指导与帮助，以建立稳定的供稿业务。如与中国科学院达成科技图书供稿意向；利用原有教科书出版基础和印刷技术，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原高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建立约稿和订货关系，承担高等院校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种专业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1）【于卓：《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前前后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382页。】；1953年又受卫生部委托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等。这样，通过调整和接受加工订货任务，商务印书馆确立起新的出版方向，改变了过去的多元化出版战略，实行“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出版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印刷业的生产能力占整个生产能力的90％。（2）【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新中国印刷业概况》，《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页。】因此，组织私营印刷力，服务于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就有了某种必然性。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书刊印刷业的决议》规定：“各私营印刷厂应通过劳资协商，竭力维持和改进事业的经营”；同时建议“各机关团体一般不应自建新厂，其印件可交现有的公私营印刷厂印刷”。（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第652页。】所以，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出版总署对私营印刷业主要采取委托印刷形式实施加工订货。就商务印书馆而言，相对于发行与出版的困境，所属印刷厂则发挥其在设备和技术上的优势，同新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立联系，承担国家委托印刷任务，经营状况尚好。

3.废止总经理制，改组编审部。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1903年商务印书馆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资本与经营管理的分离，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组成董事会。股东大会休会时，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及其他重大事项，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选任总经理，负责企业全面业务。“商务”的这种资本管理体系，赋予总经理资本运作的主体地位，具体执行股东大会的资本意志。总经理制作为依托资本运作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适应了出版产业化的运营机制，锻造出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巅峰时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启动、资本市场的消解，“商务”资本运作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况且这一企业管理方式，被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已不为新时代所接受。1950年总经理陈夙之因病辞职，“商务”董事会决定馆务由经理谢仁冰、史久芸、协理韦傅卿及襄理张雄飞等合力主持，正式废除总经理制，实行集体负责的管理机制。1951年1月，成立总管理处驻北京办事处，处理总馆事务。在上海设上海办事处，重在清理全馆财产。与此同时，在调整出版专业方向基础上，着手整顿编审机构。1950年4月，在北京组建新的编审部，并由出版总署推荐九三学社负责人之一袁翰青主持工作。1952年6月出版总署指定商务印书馆为中央级出版机构。同年8月，“商务”出版部迁京，与编审部合并，改组为编审出版部。

经过新中国初期政府主导下的初步调整和改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一方面在出版印刷业务上对国家的依赖性增强。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企业经营业务逐步被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新稿源、纸张的分配均取决于同政府的关系。民国时期“商务”尽管也承接政府部门印件或订货，并且经营中极为注意获得和利用政府支持；但其坚持一个立场：借重政府力量，但又不过分，注意自己作为商家的民间身份。（4）【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而新中国建立后，在“出版事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出版事业的领导权必须操在人民政权管理下的国营出版业手中”的出版理念下（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第256页。】，商务印书馆必须靠拢政府，在企业组织、经营方式等方面向国营出版业看齐。另一方面，在国家“出版专业化”政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向已发生了重大转变。民国时期，“商务”作为综合性出版企业，出版物种类齐全，除教科书外，涉及哲学宗教、社会科学、古籍整理、语言、文学、科技、历史、地理等领域，比较均衡。（6）【佚名：《商务五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74页。】但综览其50年代初期的出版物，古籍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西学译著锐减，代之大量出版介绍苏联经验的政治经济类图书和包括数理科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林业、工业技术、交通运输等在内的高等及中等技术教育课本及一般自然科学类图书。（1）【详见《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商务印书馆，1981年）。】由此，“一个新的出版社已经初步形成”（2）【戴孝侯：《黎明前后——我在商务长期工作中的一个片段》，《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