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2】

二、张闻天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的问题

张闻天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多年，尤其是在“陕北肃反”发生期间，正是张闻天以总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最关键的时段之一。改革开放前，由于前述的原因，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活动被刻意封杀和回避。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张闻天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张闻天的研究不断扩大和深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推动了张闻天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生活过的、熟悉当时历史的，或者对当时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当事人、亲历者、专家学者著作的问世出版和当时相关史料的面世，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使一些模糊的历史问题逐渐清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逐渐为世人所知，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学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肯定了张闻天负责解决“陕北肃反”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何方在其著作中讲到：“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写道：‘我们到陕北后，我即看出……肃反是过左的，所以很快就释放了当时被诬陷的许多同志。’”(16)至于当时张闻天派遣负责处理“陕北肃反”前期调查和制止滥杀滥捕的王首道只字未提张闻天的原因，何方转述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话给出了解释：“一次我问到，为什么张闻天派去处理刘志丹案的王首道同志，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张闻天，而且还写上毛主席后来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指刘英——引者注)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他(王首道——引者注)就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17)

中共中央领导处理“陕北肃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也明确谈到了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刘英回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主席、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我们中央机关于十一月十日到达瓦窑堡。这一行中有博古、凯丰、少奇、罗迈(李维汉)和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同志。……到瓦窑堡后闻天处理的另一件大事是纠正肃反扩大化。在下寺湾，毛主席和闻天得知陕北肃反把一大批红军干部关了起来，连刘志丹也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抓起来了。毛主席和闻天都说，陕北肃反这样搞，错了，要纠正，要赶快放刘志丹。随即派王首道先去制止，把刘志丹救出来。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必武)为首，有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十一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和团结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8)

“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回忆中也明确讲到，当他和程子华得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苏区后，前去迎接，在下寺湾遇到中共中央后，“因为马上要打直罗镇战役，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程子华同志继续留在前线，而让张闻天等中央同志先到后方主持工作。”“后来，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中央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由董必武(负总责)、王首道、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指张闻天——引者注)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的错误抓得很紧。这一错误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得到了纠正。”(19)

以上研究和回忆是肯定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有代表性的著作，随着对张闻天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传》等有分量著作的问世和一些珍贵史料的公开，为研究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所做工作创造了条件，曾被浓墨重彩失去“本色”的历史，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张闻天在得知“陕北肃反”基本情况后，明确表达了制止肃反的意见，及时派人制止肃反的扩散蔓延。在吴起镇期间，活动在当地的原红二十六军干部张明科、龚逢春等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肃反”的部分情况，使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20)在得知“陕北肃反”比较详细的情况后，张闻天提出要纠正“陕北肃反”问题，并采取了初步措施。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听取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汇报后，当即与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11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张闻天率领下向瓦窑堡进发。(21)

在到达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瓦窑堡后，张闻天直接领导了对“陕北肃反”的实际调查、分析定性和实际解决等工作。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入瓦窑堡，同时到达的有博古、邓发、刘少奇、王稼祥、李维汉、董必武等。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随即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22)五人小组“在洛甫领导下”(23)，经过整整二十天的调查，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在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及董必武为主任的五人委员会参加的会上宣布了审查结果：“刘志丹及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分配工作。”(24)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杨和亭、戴季英等五六十人。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会议由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25)在会上，同时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聂洪钧和戴季英进行了组织处理。(26)至此，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完成了对“陕北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

在解决“陕北肃反”善后工作上，张闻天还亲自负责安排了刘志丹的工作问题。1936年1月8日，张闻天晚上同博古、李维汉一起到齐家湾向刘志丹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军委的任命令，任刘志丹为新编红二十八军军长。(27)而直到此时，毛泽东尚在前线，还未能返回瓦窑堡，也未曾与刘志丹等受到迫害的原西北党政军领导人见过面。

通过以上资料的介绍，可以清晰地看出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概况，是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代表中共中央释放了受到残酷刑讯折磨和政治诬蔑的刘志丹等原陕甘边根据地为主的西北根据地领导人。自此以后直到延安整风西北高干会召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都基本维持着张闻天主持确定的相关结论。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但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不管是主流的观点，还是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大都不提或刻意回避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上的贡献要么一笔带过略微提及，要么讳莫如深刻意回避，而把解决“陕北肃反”的功绩归在毛泽东名下？有学者认为这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未能完成，个人崇拜思想等还在起作用，以及张闻天自延安整风后政治生涯屡屡受挫，尤其是庐山会议后遭受全面批判，在历史上的贡献被全面否定和封杀所致。(28)这种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有一个问题就难以解释了，即在改革开放后，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得到了纠正，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尤其是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为什么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仍然很少被提及，只有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声疾呼为张闻天“恢复名誉”，而“陕北肃反”的当事人，尤其是“陕北肃反”的受难者几乎都保持沉默，还是众口一辞的将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贡献都归功于毛泽东，而刻意回避张闻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用加以简要评价，从中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