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①，尤其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②，负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领导处理或参与了中共的一系列重大事件③。但是由于“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似应为“蒙冤”——引者注)17年直到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40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④由于以上原因，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长期遭到淹没或主观回避，使一些事情显得比较模糊，并由此引起争论。争论者或各执一端，或语焉不详，或违背史实……使本就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更加深了对历史理解和认识的难度。本文要探讨的张闻天与“陕北肃反”问题便是真相长期不明，也是近年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重要历史问题。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试澄清现在广为流传的当时身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观点，还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同时简要分析一下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

一、毛泽东没有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

传统观点一致认为是毛泽东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并给予这件事以极高的评价，经历改革开放前长期个人崇拜等“左”的因素的影响，对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甚至带有浓厚的个人传奇色彩。关于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讲得最具体、最形象生动的应该是当时负责调查“陕北肃反”的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王首道在其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全过程。

王首道对毛泽东在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发生错误肃反后，坚决果断制止肃反的态度和措施有生动的记述。他回忆：“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都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⑤

王首道还对毛泽东决策为刘志丹等“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史实做了比较生动和详细的记载，对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王首道回忆说：“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⑥

在当事人王首道的回忆中，领导解决“陕北肃反”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只字未提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在后来的许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由于王首道是直接参与处理过“陕北肃反”的重要当事人，又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资料最详细、最生动的文字材料，因此以后在论及这段历史时，在史实依据方面大多援引这段论述。此类著述数量很多，影响很大，在此不再征引相关例证。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王首道的回忆有许多史实还需要商榷，如他回忆负责审理“陕北肃反”案件的“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王首道，参照其他相关著作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存在明显错误：博古是负责指导这项工作的领导者，“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和郭洪涛，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王首道的回忆中还有一些，后文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到了“文革”期间，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响全中国，以毛泽东“领导解决陕北肃反”为背景的歌词：“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更是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影响依然经久不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关于毛泽东领导主持解决了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的说法，在现有的出版物上依然是主流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受到有力挑战。尤其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的问世，对毛泽东初到陕北的基本事实有详细的介绍，这为研究毛泽东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也为否定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提供了史事基础。

毛泽东对西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的情况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在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毛泽东在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才提出，“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并鼓励参会人员“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9月2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⑦但是西北根据地内部发生的肃反问题，毛泽东等人并不了解。直到10月18日，毛泽东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时，发言还强调：“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⑧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和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接触，才知道陕北发生的肃反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接见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捕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⑨在张明科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⑩10月22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等随即派遣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11)

在得知“陕北肃反”的详情后，毛泽东明确表态，积极制止了肃反的恶性发展。11月3日，毛泽东在下寺湾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2)

此后，中共中央直接介入“陕北肃反”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最后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两个文件，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处理和解决。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在前线主持打退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没有直接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毛泽东在参加下寺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11月4日率部南下，组织领导以直罗镇战役为中心的反国民党“围剿”的军事作战，一直在前方，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关于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只是在“11月18日，在张村驿，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13)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从毛泽东给张闻天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认为“陕北肃反”在执行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错捕”的“事实”，必须纠正，但是对于肃反本身是否正确，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

《毛泽东年谱》等著作证实，在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期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在解决“陕北肃反”期间，毛泽东虽然发表了相关的意见，但是不可能在前线主持解决“陕北肃反”，也不可能参加解决“陕北肃反”的具体工作，更没有参加对“陕北肃反”定性的关键性会议，这些问题在许多著作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学者何方著文指出：“但应当指出，多数史书至今仍沿袭旧说(指毛泽东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的说法——引者注)。事实上刘志丹等人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这都说明，毛泽东在下寺湾和出任西北军委主席后，还没有以领导自居，越过张闻天从直罗镇前线下令放人。”(14)当事人郭洪涛也回忆：“根据中央的决定，1935年11月30日，在中央党校教室里召开了平反大会，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前方，未参加大会。”“会上对所有被冤同志都作了平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