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3】

三、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与局限

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果断地制止了大规模的杀戮，保护了刘志丹等西北中共精英，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西北奠定了基础，张闻天本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和抹杀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特定历史的局限以及张闻天本人认识等的影响，张闻天主持对“陕北肃反”的解决遗留了深远而沉重的问题，对后来几经起伏的“陕北肃反”争论以及张闻天作用的淹没都埋下了隐患。

张闻天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对当时的中共革命落脚西北根据地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时候，形势相当险恶：外有国民党组织的新的大规模“围剿”，大兵压境，形势岌岌可危；内有错误肃反造成的西北红军内部的分裂，党政军干部遭逮捕和屠杀造成的根据地内部的危机；中共中央立足未稳，对西北根据地党的基本情况、西北党对革命的态度以及西北民情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迅速处理肃反问题，改善并加强了中共内部团结，有利于中共克服当时面临的危机。张闻天领导解决“陕北肃反”最紧迫和严峻的逮捕和屠杀问题，实际上及时扭转了“陕北肃反”的严重后果，为整合中共在陕北的力量联合对敌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张闻天领导了迅速释放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人的复出为西北根据地军民迎接中央红军、巩固根据地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他们配合中央红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有很多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诸如刘志丹、杨琪、杨森等红军将领。因此正如有的著作在肯定张闻天领导解决“陕北肃反”贡献时所讲的那样：“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迅速、正确处理，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它适时地解救和保护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北根据地的功臣和骨干，消除了内部潜伏的危机，稳定了军心民心，使根据地的工作步入了正常有序的轨道，从而为党中央在发展中巩固、扩大根据地和领导全国革命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29)

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即遵义会议主要清算了中共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尤其是总的路线上仍然坚持原来“左”倾路线外，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因其具体的思想认识、政治领导和组织措施等的局限，对“陕北肃反”未能彻底解决，以至于后来引起多次争论，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这也是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后其历史贡献不被认可或者被刻意回避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上，张闻天对“陕北肃反”的必要性是肯定和认可的，这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处理“陕北肃反”定性文件《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这个文件在总体上对“陕北肃反”是持肯定和认可态度的。该决定沿袭了“陕北肃反”运动主要领导人发动肃反的论调，认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30)同时，还在文件中具体指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的“具体的工作”。由此文件还肯定，“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对“陕北肃反”存在的问题《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仅仅认为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是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构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31)

张闻天在处理肃反责任人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局限。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则是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了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这个决议也是在肯定肃反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处理肃反直接领导人的责任问题的。这个决议指出：“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口供，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32)从这份对责任人的界定和处理上可以明显看出，主持领导“陕北肃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朱理治、程子华、郭洪涛等的责任都没有受到清算和处理，这造成了受迫害当事人的严重不满，给“陕北肃反”问题留下了组织隐患。

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既是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处理，也在组织上落实了责任，同时，部分地为肃反受害人平反昭雪，标志着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初步处理的完成。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上述局限，“陕北肃反”问题不断激起新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尤其是张闻天本人认识的局限，张闻天在处理“陕北肃反”后，还坚持遵义会议前“左”的政治路线，仍然对“陕北肃反”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重用有加。1936年9月15～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总结过去中共历史时仍然认为中共四中全会“领导的总路线是正确的”(33)。肃反的重要领导人和参与者在肃反后仍然身居高位，朱理治先后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原局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郭洪涛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等要职；其他“陕北肃反”的重要参与者也几乎都得到一定的重用。这些事情的发生与张闻天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34)1937年，张闻天还以总书记身份，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亲自出面劝说习仲勋，要习仲勋支持郭洪涛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35)。当郭洪涛任职受到质疑时，张闻天还出面对不满郭洪涛的干部做工作，维护和赞扬郭洪涛。张闻天在回信给反对郭洪涛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陕北干部霍维德时，比较明显地表露了自己对“陕北肃反”责任问题的认识和对郭洪涛的基本看法。这封信中在谈及“陕北肃反”责任时，张闻天说：“过去肃反问题，郭洪涛要负责任，主要的责任还是要反革命负”，要霍维德“应该好好的团结下面的干部，应在郭洪涛同志领导下好好的工作”，并称赞“陕北的干部，郭洪涛是最有才能的一个。另外他在中央的领导下，他的学习很进步。”(36)

与此同时，由于张闻天主持制定的关于“陕北肃反”结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使肃反受害者长期受到压制和排挤。“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还是有‘严重右倾’。”(37)“在当时，由于党中央忙于战事和处理重大问题，西北‘肃反’冤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肃反’事件的负责人借此机会颠倒是非，蒙骗中央领导，凭借掌握的一定权力，在组织上继续排挤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军队和地方干部。”(38)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李维汉后来回忆也承认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39)1936年初，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时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率部东征时，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遗体运回陕北后准备举行追悼大会，“上级指定由马文瑞(时任新成立的陕北省委秘书长——引者注)为刘志丹写一个简传。对于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大体了解。为了准确无误，他到中央组织部去查阅刘志丹的档案。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在刘志丹的干部登记表上竟写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等话语。”(40)张秀山回忆：“1937年8月，中央调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我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时，便忍无可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请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41)刘志丹尚且如此，其他“陕北肃反”受害者，尤其是受害的高级干部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就更为严重了。据张秀山回忆，在当时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排挤和打压下，1937年5月15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苏区党代表大会，张秀山、习仲勋、王世泰等都被排除在代表之外，“应该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让参加，不是代表的改为代表参加”。会上，郭洪涛等还写了个肃反解释小册子，推卸责任。出席会议的很多代表对郭1934年回陕北后的一些重大错误，并不太清楚，尤其是他在肃反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搞明白，郭洪涛当了边区党的书记(42)。还有的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陕北肃反”受害者张策后来回忆说：“特别是分配我们工作的大权，还掌握在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手里，我能安心工作吗？因此，我在1937年底中央党校结业后就离开了陕甘宁边去，回到陕西做地下工作去了。”(43)

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上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肃反受害人和毛泽东对张闻天的不满和批评。几十年后肃反受害人张策在回忆肃反的处理结果时，心情依然难以平静：“自此以后，郭洪涛长期不承认他的肃反罪责，不承认他主持肃反，他和红二十五军刚来时的作法一样，也在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大搞是非颠倒、无中生有地煽动，诬陷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以致使负有肃反严重责任的朱理治和郭洪涛都得到信任和重用。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到了1937年5月苏区党代会，郭洪涛还当了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迫害了这么多的人，屠杀了这么多的人，现在还是高高在上，大权在握。郭洪涛此时如何地满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严重违犯了党的纪律，竟然得不到任何处理，党的正义和公理安在？”这样的处理结果也引起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的不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陕北肃反”处理结果时说：“在洛甫同志还当总书记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正确解决肃反问题”。并批评张闻天任命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是“用人不当”。张闻天为此还作过检讨。(44)

与此相对的是，毛泽东在解决“陕北肃反”后续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逐渐巩固后，在推动“陕北肃反”问题解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延安整风期间解决了“陕北肃反”的主要争论问题，受到“陕北肃反”受害者的感激和崇敬。

在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不久后，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亲切接见刘志丹，并对刘志丹等人在中共西北根据地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这在当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还肯定“陕北肃反”正确的前提下，对背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政治包袱的刘志丹等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有力的支持。毛泽东还注意改善由于肃反造成的红军内部的分裂，加强对西北红军的的慰问和解释工作。12月3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45)

毛泽东还领导了对中共历史的重新审查，为“陕北肃反”结论的改写创造了条件。1941年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46)。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开展“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以陈云为首。(47)1941年，毛泽东在激愤的情绪下写了《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此文毛泽东写好后，考虑到“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因此只拿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解决中共历史问题采取的组织措施以及内心感受，都与“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为进一步纠正张闻天主持制定的“陕北肃反”结论打开了缺口。

最为关键的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与的西北高干会，纠正了张闻天主持制定的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在西北局高干会上，1942年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他在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尤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做了广泛的联系和有针对性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对“陕北肃反”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48)“十二月十二日，会议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49)“《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做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缘故。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50)至此，张闻天主持制定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基本被修正，“陕北肃反”受害者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在组织上受歧视和排挤的问题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深入了解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后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相关遗留问题，思想上，分清了是非，清算了“左”的指导思想；政治上，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在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功绩和代表“正确路线”的地位，为“陕北肃反”的受难者、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组织上，继续追究了“陕北肃反”领导者、参与者的责任，启用和重用“陕北肃反”的受害者。由于上述原因，当事人在回忆“陕北肃反”时，在谈及领导人历史功绩和贡献时，回避张闻天，高度颂扬毛泽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