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的思想史意义【2】

二、 思想内涵

从整个谈话内容来看，邓小平所着力强调的正是时人最感困惑的诸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重蹈资本主义覆辙？是否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如何认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把握传统的反倾向斗争（即“左”和右之争）？如何反对“和平演变”？等等。

邓小平在谈话中逐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的谈话，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最能展示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

第一，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是谈话开宗明义的问题。针对时人的怀疑情绪，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以生产力发展理论为基础。与过去孤立地看待通过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不同，邓小平更为关注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以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合乎逻辑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这里还应指出，从思想史的视角看，邓小平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一个过程，也是他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理路。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相反，“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第二， 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22年前，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定势和规范的问题。按照既定的思维范式，人们很难自觉厘清问题的真正本质，理性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进而建立科学的认知标准。而这些问题在思想上不能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注意到，邓小平非常巧妙地尝试从人的思维模式入手分析问题，力图使人们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一方面，他要求并鼓励人们摆脱思想束缚，养成“冒险精神”，即要具备“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敢于走出新路，干出新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人们存在的思想误区，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给人指示了方向。我始终认为，邓小平的下一段分析是其整个“南方视察谈话”的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最富有思想解放意义。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能予以全解。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具体解析深圳特区的经验，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怀疑“利用外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他看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预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其所著《邓小平传》中专门引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并认为这段话和对“左”的危害的认知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所在，将永载史册。

第三， “左”的历史与现实危害性

确如理查德?伊文思先生所识，邓小平“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邓小平传》，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在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邓小平就当时中共党内的思想状态，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直指问题的要害。

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未公开点名地说道，“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就当时主要的现实危险，邓小平下了断语：“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令人感慨的是，为了使后人牢记“左”的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和理性的思想状态，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被写入中共十四大报告，并且又有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