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大潮与中国的“大跃进”运动【3】

三、中国“大跃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大跃进”运动是在国际局势出现缓和的特定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大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再加上国内一些因素作用的直接结果。面对国内外压力，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的和平竞赛大潮，面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历史因素就凸显出来，因此，研究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既不能不顾客观实际过多地苛求前人，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讲速度不讲效益，从而使这场运动离设想的目标越来越远，其中的经验与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第一，中国的事情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办，既不能跟风，也不能过多地受别国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大跃进”是赶超时代的必然链条。胡绳则指出，毛泽东想利用“大跃进”来冲破计划经济，只是方法不对，不能归到苏联模式上。［30］不过，“大跃进”运动发动时，恰逢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跃进”，都在开足马力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这的确有一种互相感染的力量。竞赛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提高增长速度。其中，阿尔巴尼亚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原订195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7%，但1958年又修订为增长18%；民主德国1958年基本建设规模计划比1957年扩大41%；朝鲜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到1961年工业总产值要比1956年增长2.6倍，平均每年以增长21.5%的高速度向前发展，朝鲜1958年的机械工业产值计划要比1957年增长23.5%，但是把计划交给工人讨论后，又把产值追加了7.6%；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计划也已经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该计划表明三年后蒙古工业生产总值将增长52%。［31］社会主义各国都以豪迈的激情，不断调高的发展速度，掀起“比干劲、比先进”的和平竞赛大潮。这股大潮裹挟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这既是中国发动“大跃进”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值得反思的一大教训。

第二，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过于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以为搞经济和搞政治一样，可以通过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靠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于是，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大跃进”运动中出现浮夸风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重全面发展，不能打破综合平衡。强调某一种或几种产品产量的快速发展，必然涉及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综合平衡问题。在计划经济下，综合平衡一般都是建立在“短线平衡”的基础上，即平衡不是以“长线”（供大于求的）产品或产业来平衡，而是以“短线”（短缺的）产品或产业来平衡。对这种计划平衡方法，毛泽东曾提出不同看法。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从辩证法的角度提出了“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32］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20］（pp.215~216）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实现每一项任务，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慢一些，差一些。人们对于平衡问题的两种看法，两种态度，也就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就是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新生事物的生长，让落后事物赶上先进事物；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不信任也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关心以至压制新生事物的生长，让先进事物去迁就落后事物。很明显，前一种工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和好一些，后一种工作方法只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慢一些和差一些。我们应当坚决采取前一种工作方法，完全抛弃后一种工作方法”。这“两种工作方法，表现在计划工作方面，就是两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互相对立的方法，它是人们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现”。［33］后来，财政部对财政工作即实行了所谓的“积极平衡”的方法。也就是先定第一个计划，组织第一个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潜力，突破第一个计划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制第二个计划，组织第二个平衡。这种以不可预期的平衡来代替可以预期的平衡计划，实际上将本来应由中央控制的综合平衡下放给并寄托于基层和人民群众，而这种职能是地方、基层和人民群众不可能承担的。因此，这种所谓“积极平衡”的方法实际上破坏了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1962年3月，陈云在总结其中的教训时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34］

第四，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积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地掀起，与盲目飙高指标和急于求成的方法不无关系。这其中，《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的“期成性”计划方法等从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关于“期成性”计划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写道：“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28］（p.42）由于中央搞了两本账，地方也搞自己的两本账，各级政府的第二本账因含有期成性，所以都带有飙高的特点。这样，“大跃进”的各种高指标，就通过编制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起来。

从“大跃进”运动的结果看，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高指标没能达成。钢铁产量虽然较“跃进”前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在钢铁生产中不计成本、不顾质量，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1958年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党和政府用了大半年时间力图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这次纠“左”是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庐山会议后期又由纠“左”转为反右，致使“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未能纠正。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 参 引 文 献 ］

［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0页。

［3］《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05~706页。

［4］章叶：《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5］《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9日。

［6］《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答本报记者问 波兰十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 生产力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日报》1957年7月22日。

［7］逢烨：《蒙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

［8］《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中 社会主义国家将在最短历史时期内获胜》，《人民日报》1956年9月5日。

［9］《中、苏、德、波、保农业社 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人民日报》1956年7月7日。

［10］《东欧兄弟国家重工业成就显著 捷波匈煤产量大大超过法日意三国总和》，《人民日报》1958年1月28日。

［11］思慕：《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0日。

［12］《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必胜》，《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

［13］《苏联出现赶上美国的竞赛高潮 牛奶产量按人口计算明年可能超过美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9日。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16］《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莫斯科：《真理报》1956年2月27日。

［17］《2月1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朱德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2月16日。

［18］《2月12日在莫斯科电视播送台 朱德副主席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2月14日。

［19］《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75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21］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版，第278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680页。

［2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25］《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页。

［27］《苦战四月全国水利计划超额完成 原计划增加灌溉面积九千多万亩现已增加到一亿六千多万亩》，《人民日报》1958年2月23日。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431页。

［29］《立即行动起来 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人民日报》1958年9月5日。

［30］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31］冀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跃进》，《世界知识》1958年第9期。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33］《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3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

［作者简介］武国友，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