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乔"与"北乔"同名之争 毛泽东当调解员【2】

誉满香江的乔冠华

　　1939年至1940年，脱颖而出并已誉满香江的乔冠华，应各进步报刊约请而撰写的国际述评文章连续不断。据他自己临终前的粗略回忆，仅《时事晚报》1939年3月至9月所发表的社论即有100余篇。

　　当年，与乔冠华同在港岛的冯亦代先生，曾将他于这一期所发表的国际述评文章汇编成集，取名《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文集于1940年由上海新人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即刻在上海引起反响。

　　乔冠华病逝后，冯亦代曾写有一篇《二次大战的真实记录》一文，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乔冠华的这部早期文集——眼前放着的是厚达554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的初版本。
这是老友乔冠华同志的遗著，出版于1940年夏，因数经离乱，好容易在1983年7月时，才在上海书店觅到一本。老乔在看到这本书时的高兴劲儿如在眼前，但流光暗逝，他谢世却已十多年了。

　　这本书内容包括1939年3月至9月间老乔在香港《时事晚报》上所写的政论，经他亲自编定后，由我将原稿带去上海交至友谢曜等同志主办的新人出版社出版。当时上海英法租界已是孤岛，对于一日数变的世界风云和抗战战局，特别对于国际上的风云际会，人们不能一目了然，极需要一本可以使人一识庐山真面的书，以匡正视听。我和谢曜二人都是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人，因此与老乔商量，希望他把当时所写的社论编辑付梓。他欣然同意，这就是这本书最初的由来。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还印了第二版。这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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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民主的浪潮》就是这样一本1939年的世界政治断代史，也是1939年的中国抗战断代史。这本书之所以值得重视，其故也在于此。因此可以给后来研究1939年世界及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以一本详尽的参考书。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即文章内容基本上是按当时历史的进程写的，所以各文章在其内在的联系，从全书讲又自成一个整体。这样的政论文章，在当时中国尚属初见，而且材料又如此扎实，加上敏锐的思想与犀利的笔触，文采风流为读者所称道。难怪老乔在《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日，即是香港的读者奔走相告之时。因为老乔的文章一出，给蒸闷湿然的南国天气中，加上一阵清风，使人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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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 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令人悲哀的则是他过早地被癌症夺取了生命，如果天假以年，他必然会坚定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论家，于国于人民都是十分需要的。当年我视他为师为友，如今回溯往事，不胜眷念，爰作此文介绍他的宏文，并聊表我对他思念于万一。①（①参见张容：《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连载于《盐阜大众报》1992年6月22日至8月5日。）

　　1939年，在整个国际世界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国际时局的动荡不安，国际关系的变幻莫测，由此所汇集在世界上空的滚滚风云，正蕴藏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从欧洲来讲，是以西班牙人民保卫民主共和国，反对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而开始的；就亚洲而言，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全国侵华战争而展开的。实质上，这东、西两场战争，以及由此而延及的各国政治纷扰，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一个中心——世界人民为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而展开的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面对这样的一个国际时局，哲学科班出身的乔冠华，一步涉入这复杂纷繁的国际问题领域，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要用自己的那支非同凡响的风雷之笔，全身心地记录下二战期间东西两大主战场的实况。也正因为此，时不我待的乔冠华，当年竟发出了“如果当初定四十八小时为一日该有多好”的感叹！冯亦代这样回忆了他俩的首次相见以及乔冠华当年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那时老乔住在香港威灵吞街（在摆花街上坡自东迤西的一条街，街名可能误记）上的《时事晚报》馆里。说是报馆实在也可怜，不过在一家店面房子里占了一上一下的两间正房而已。楼下是报馆里的编辑部与发行部，楼上临街的一间是老乔的栖身之处。那间屋子之小，只容一床一桌和一书架，另外还有两把椅子；你一进屋就感到连个插足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满室都是堆放书报的世界。地板及桌椅上，姑不待言，连床上也不能幸免书报的侵占。我第一次去找他时，他正在伏案读书，听见我的声音，便窘促地站起身来，把一椅子推着的书报向床上一放，让我坐下，但是等到他纵谈世界时局时，这屋子简直广袤得像整个地球，哪里有块战争的斑点，哪里有外交上的买卖，都在他那双隐在眼镜背后而又发隐烛微的眼光中透露了出来。他的床上摊着本牛津版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的山山水水里，他用确切的语言谈到天下纵横捭阖的大势，也对中国的抗战形势，露出焦急的口吻。书架上有两本书他闲坐无事时必然要翻阅的，一本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本是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有次我问他对于世界与中国的战局预测，何以如此准确？他笑着指指这两本书，说这是他从这两本书里学来的。后来，只有我在他的指导下读了《法兰西内战》后，才体会到老乔所写的政论文章能如此周密，他之熟读《法兰西内战》，学会了分析时事的科学的立场观点之方法，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他那时身体不太好，因为过着单身生活，饮食上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不是他无钱吃饭，而是他的心思全部扑在工作上，吃饭对于他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事。常常为了一个问题的冥思苦想，而忘掉了进食，可手头却少了一杯他终身喜喝的三星白兰地酒。朋友们看他的脸庞一天天消瘦下去，很为他担心。于是他同意每次在写完社论之后， 到我家吃饭午休（因为他为了写社论常常彻夜不眠）。有次我家阿姨问我说，是不是乔先生嫌她做的菜不好，饭很少吃。我把这事对老乔讲了，他笑对阿姨说，今后为了你的手艺，我一定多吃饭。但是即使在吃饭之时，他手头不是看英国的《泰晤士报》，便是英国的《新政治家与国家》，或是一本英国的《劳工月刊》。他常常以自己写的文章与这三家报刊的社论作比较，看到他已道而报刊未道的，不免若有所失；看到人家讲了他未见及的，则又端着酒杯悬在半空里，沉入他的思绪中去了……①[①冯亦代：《二次大战的真实记录》，载《文汇报》1995年6月29日《笔会》。]

　　另一位至友徐迟，在他的一篇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才华横溢的乔冠华》中，也详细地记述了乔冠华在香港的这段历史。徐迟说道——

　　我曾到过乔木的住处，看到他房间里，地板上，像书报社一样，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报刊、书籍和地图（按：乔冠华精通德、日、英等多种语言，并有藏书集图的嗜好），房间里几乎无插足之地。它们被排列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我禁不住点头赞叹，他是用报纸作地毯的。家里成了报摊，倒是怪好看的。他的小小房间里，装满了全球的声音，你几乎听得到，在这里，尽管一切静悄悄的，却有着真正是响彻云霄的，用时代号角组成的大乐队，奏出了无比宏伟的交响大乐。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