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3】

三、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基本情况

1954年底至1956年初，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查找根源，又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由于“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主要出现在北京并由此影响到全国，所以，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是以北京为主开展起来的。

最早反映建筑领域存在浪费现象并公开提出批评的是《人民日报》。1954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反映建筑设计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认为一部分建筑师不懂得批判地接受民族的建筑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创作新的适合当前需要的形式，或者是不加选择地照搬中国古代建筑，在“民族形式”的招牌下贩卖复古主义。还有一部分建筑师，对建筑中经济、适用和美观三者的一致性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要美观就要多花钱，不愿意在保证经济和实用的条件下创造更优美的建筑形式；或者单纯注意建筑物外形的艺术处理而忽视了实用和经济上的合理。《人民日报》加写的编者按提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筑学家有责任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开展批判”，同时，“对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形式的问题进行讨论，使我们的建筑师们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使祖国出现更多的经济、实用而且优美的建筑物。”

对“民族形式”的设计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对这种设计思想进行讨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像《人民日报》编者按那样，一开始就给“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的帽子，这不是学术讨论所应采取的方法。

继《人民日报》反映问题之后，北京市、建筑工程部、天津市等陆续动员开展反对建筑领域的浪费运动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1954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会议，批评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12月至1955年1月，建筑工程部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局长会议，提出要反对设计工作中脱离实用、脱离经济的形式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古代建筑艺术形式的复古主义思想。12月31日，彭真在北京市政协扩大会议上对建筑界追求美观忽视经济原则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过去，只有皇宫庙宇是琉璃瓦、大屋顶。现在，有的单位连传达室、厕所都用琉璃瓦，我们比皇帝还阔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人没有房子住，大学生还睡双层铺。我们应该有经济观点、实用观点和群众观点。(36)1955年1月13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专门就西郊苏联专家招待所设计浪费情况向北京市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北京西郊招待所设计中的浪费现象主要表现在追求形式，过分讲究奢华的装饰，最突出的是采用皇宫和庙宇形式的屋顶，还有许多亭台楼阁，挑角、飞檐。造成上述设计浪费的原因，“主要是设计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它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形式、忽视使用与经济坚固的原则。它的表现形式，是在提倡民族形式口号之下的复古主义”。基于这种认识，报告建议北京市委对该工程的设计进行检查，“对有关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1月14日，北京市委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市设计院的政治思想领导是极其薄弱的，“没有执行党在建筑方面‘经济、适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指示”。西郊专家招待所的设计是一个极端浪费，极端不合理的典型。“这是在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某些设计人员毫不动心地任意挥霍国家的建设资金，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展开严肃的斗争。”为此，北京市委责成北京市设计院，的负责人“切实领导所属人员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去年类似的设计，切实进行检查，纠正这种错误的设计思想。保证在1955年的工作中不再重犯”(37)。紧随其后，2月4日至24日，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揭发和批评建筑领域的浪费现象，指出设计方面的主要缺点是“许多建筑物的设计，脱离了适用和经济的根本原则，过多地追求‘宫殿’‘庙宇’等形式和虚假豪华的装饰”，结果“造成很大的浪费”。会议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按照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进行设计”，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从2月开始，中国建筑学会天津分会组织会员批判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倾向和复古主义思想”。2月28日，彭真在北京市委集体办公会议上谈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时再次提出，对北京市出现的一批“大屋顶”建筑，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设计院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作检讨，开展自我批评。(38)

在作了一系列动员之后，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批评长春地质学院宿舍楼、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楼等建筑物的设计，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其根源在于“某些建筑师中问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还批评了《建筑学报》，认为在已经出版的两期学报上，“人们找不到关心建筑中经济问题的文章，相反的却可以找到许多宣传错误建筑思想的文章，甚至刊登有严重浪费和形式主义倾向的论文和设计图”。社论强调：“党和政府一再号召我们为保证我国工业建设的胜利，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这是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建筑中忽视经济原则的倾向必须迅速克服，使建筑事业真正符合国家的计划，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合理地最有效地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

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开辟了《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专栏，陆续刊登一些批评建筑领域浪费的文章。3月28日的《两幢豪华的宿舍大楼》和《新北京饭店建筑中的浪费》两篇文章，对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和新北京饭店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3月29日的《奇怪的流行病》一文，批评“大屋顶”的设计所造成的巨大浪费。4月5日的《大屋顶盛行的时候》一文，批评武汉市郊一处集体宿舍楼因“大屋顶”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4月18日的《首都应该树立榜样》一文，批评济南市十几处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花费了大量材料和劳动力”，是“对国家财产的挥霍”。

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批评文章的同时，1955年4月，北京市委建筑党委召集有部分公司经理、工区工地主任、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就建筑设计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进行批评和讨论。与会者认为，建筑领域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民族形式，使得工程造价过高；二是盲目追求豪华富丽，造成铺张浪费；三是设计脱离了实际。(39)随后，北京市相关单位根据座谈会精神，组织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设计思想。

鉴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大都出自记者和一般读者之手，建筑师还很少发表文章，所以，4月21日，彭真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强调：建筑设计的思想批判要快点搞，要动员受梁思成建筑思想影响的人作自我批评。(40)

于是，受到点名批评的建筑物的设计师开始陆续发表文章，批评“设计思想上的错误”，检讨自己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4月20日，北京西郊专家招待所的设计师张铸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我忽视经济原则的建筑思想》一文，认为三年来自己“追求形式忽视经济原则的倾向也是愈来愈严重”，“从建筑思想上看，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倾向”，表示要“纠正忽视经济的严重倾向。”4月27日，“四部一会”办公楼的设计师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一文。文章说：“当全国人民都在为工业化克勤克俭的时候，建筑师却以繁琐的装饰和高贵的建筑材料去表现建筑的美观，这就使建筑脱离了人民现实的生活，给国家造成的浪费是严重的，表示今后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41)5月14日，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楼的设计师陈登鳌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和纠正我的错误设计思想》一文，承认“自己已走上了错误的形式主义设计思想的道路”。这种追求形式忽视经济原则的设计思想，“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表示今后要“纠正上述错误的设计思想”。

与此同时，一些设计单位的负责人对本单位在建筑设计上造成的浪费也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与普通设计师相比，其批评的语气似乎要严厉一些。5月5日，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北京市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检讨》一文，指出北京市设计院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表现在某些建筑设计，特别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设计，越来越脱离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方针，单纯追求建筑物形象的“华美”，“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泥坑”，浪费了大量资金。这种只顾形式，不顾内容，盲目抄袭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体表现”。文章认为，提倡“建筑就是艺术”是“荒谬理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是“反动”的，是一股“有毒”的“逆流”。5月8日，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汪季琦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在领导设计工作中的错误》一文，认为本单位设计思想和设计工作“存在着形式主义，乃至复古主义的倾向”。追求富丽豪华，虚夸铺张，浪费了国家资财，“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设计工作中的具体反映”。为此，他提出，“要在全体工作同志中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坚决地与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首先同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划清界线，进行斗争，并逐步加以肃清，以巩固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

在建筑师们作了自我批评之后，5月18日，北京市召开建筑师座谈会。彭真发表《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讲话，认为北京建筑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建筑设计中滋长着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在“民族形式”的建筑思想影响下，某些设计师甚至不惜减少房屋的使用面积和生活实施，而单纯追求“民族形式”和豪华富丽的气派。“这种错误思想违背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违背了‘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设方针，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在建筑中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的斗争，这对改进今后首都的建设工作会有很大好处。彭真阐述了党的基本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建筑问题不仅是艺术问题，还直接关系着国家建设事业。党和国家早就指出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适用就是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永远是建筑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投资和物资，要用少数的钱，盖更多更好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观当然要，但美观决不应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他提出，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一切古今中外建筑中的优良的东西，总结几年来我们在建筑设计中的经验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逐步创造出更好的建筑形式。(42)

六七月间，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厉行节约的方针，批评盲目追求“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造成的巨大浪费。7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富春6月13日所作的报告，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批评了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与此同时，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

由于梁思成是“民族形式”建筑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所以，当时认为，他对造成建筑成本高、浪费大应该负有责任(43)。于是，在批评建筑领域浪费现象的同时，还突出地批判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于光远回忆，1955年，在中宣部的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陆定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对梁思成建筑思想进行批判。由于梁思成的许多事情发生在北京，所以，他建议由彭真负责，中宣部协助。(44)4月25日、5月3日，彭真两次同梁思成谈话，对建筑界只追求美观而不讲究经济的设计思想提出批评。他给梁思成看了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大屋顶”的设计给经济带来惊人的浪费。他说：国家年产只有200万吨钢，工人有的还没有房子住，学生睡的是双层铺，而你们搞设计的人员，不注意国家利益，不顾人民生活水平，不讲经济，只追求美观，表现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过去建筑师设计大屋顶，业主欣赏，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建筑师先检讨，然后业主检讨。梁思成承认自己的设计在经济上造成了浪费，认为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适用、坚固、美观，确实没有经济观念，但对“民族形式”同“复古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想清楚。对此，彭真指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首先解决立场观点。政治上你是拥护党的，建筑思想上和党不一致。5月上旬，彭真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指示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公开批判梁思成时，批准大屋顶、琉璃瓦建筑的业主也要作检讨，不然人家不服气。涉及建筑学术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建议由中国建筑学会出面组织，并成立领导小组。实际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如北京饭店的亭子、台阶还是可以要的。5月26日，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彭真再次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北京市委、建筑单位、建筑师明确各自的责任，坦承北京市委的责任由他负责，他准备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检讨。在明确责任之后，彭真提出：现在必须集中力量，转入学术思想上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建议抽调一部分人，包括从事建筑工作的，专门进行研究，进一步提高建筑师的认识，纠正“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45)5月27日，北京市委邀请中央宣传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筑总局有关人员进行座谈，研究梁思成建筑思想和建筑方面的问题。北京市委还成立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办公室，组织部分人员在颐和园畅观楼撰写文章。

当时，彭真确实是想从学术方面说服梁思成。这从他的批示和讲话中不难看出，他试图将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对一切。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影响，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时，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从学术角度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而是直接戴上“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帽子。1955年第1期《建筑学报》发表刘敦桢的文章《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认为梁思成片面强调艺术忽视适用和经济的错误偏向，不但违反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筑方针，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46)此外，《建筑学报》还发表了陈干、高汉《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与民族形式的》、王膺《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等批判文章。1955年10月，《学习》杂志发表何祚庥的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认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47)

不难看出，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是批判中的缺点，以致多年后梁思成还认为，“那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48)。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当时已经发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中，只有何祚庥的文章出自畅观楼。文章发表后，彭真表示，畅观楼写成的文章一篇不准拿出去发表，要等待统一处理。彭真考虑到，当时正在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但梁思成与他们不一样，梁思成的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而他们的问题带有政治性质。(49)这场批判免不了带有某种消极作用，彭真这样处理，可以说是消极影响最小的一种方法。

出于批判的压力，5月27日，梁思成写了《大屋顶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清华大学教学和首都规划工作中，以及通过发表文章、各处演讲和做报告等方式，传播着一套建筑“理论”，严重影响了许多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错误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费”。(50)在看到何祚庥的文章后，1956年2月2日，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的文章和创作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并“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51)

在梁思成作了检讨之后，对建筑领域“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止了。畅观楼已经写好的20多篇批判文章没有再发表，而是送给梁思成参阅。同时，收到的90多篇批判文章也没有发表。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没有酿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应该说，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学术问题，理应遵循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采取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导设计师们，使他们自愿地遵循党的建设方针，自觉地纠正不良的思想倾向，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依靠行政命令开展批判运动，解决不了学术争论问题。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势必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致使这场批判实际上成了被批评者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基本上不是学术讨论，他们几乎没有辩论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说出一些违心的话，以致有些人因此而感到“内心痛苦”(52)。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筑设计方面的浪费现象被克服了。但是，由于采取了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自由讨论的方式，中国建筑设计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场批判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在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建筑设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经济，连一个“美”字也不敢提，害怕被戴上“唯美主义”帽子，陷入“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的境地”。结果，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无人问津。直到若干年后，通过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中国建筑设计思想和建筑创作才真正出现了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邢和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