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创作设计，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这种设计形式没有处理好建筑的适用、经济和美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华美，从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费，违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设方针。为此，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这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建筑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也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从而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对建筑领域反对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党史学界研究的空白，而且还能够为当前提倡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 “民族形式” 建筑浪费 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创作方向，并设计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但是，这种“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没有遵循中共中央提出的“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基本建设方针，而是单纯追求建筑外表的美观，甚至不惜增加建筑成本，从而造成巨大浪费。为此，建筑领域开展了反对浪费的运动。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查找根源，建筑学界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对此，建筑学界已作了一些研究。但这不仅仅是建筑领域的课题，党史学界也应给予积极关注，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建筑界学习苏联与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领域都在向苏联学习，建筑领域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积极寻求一种新的创作设计方向，中国建筑设计思想由此发生转变，即由模仿欧美式的“玻璃方匣子”①转向提倡苏联式的“民族形式”。

对于这种转变，在华工作的苏联建筑专家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1949年9月，苏联专家同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建筑要提倡“民族形式”，还画了一个大屋顶来说明这个思想。②其中，有两位苏联专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位是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另一位是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普可夫。关于中苏建筑设计思想的传承关系，1952年12月，梁思成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文中提到，穆欣曾告诉他们，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筑师之间流行着一种意见，以为建筑只是为了方便，只要房屋，不要高塔。苏联有许多教堂，这些教堂都有高耸的钟楼，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钟楼了。但是，斯大林纠正了这种看法，他提醒建筑师：古代俄罗斯城市是多么美观，有教堂，有金顶，有鲜明的色彩，有丰富的雕刻。我们虽然不修教堂，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俄罗斯传统。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课程时，也专门讲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如何接受建筑遗产的问题。他说：苏维埃建筑是过去几个世纪内优秀建筑遗产的承继者，它通过新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古代的优秀传统。这说明在苏维埃国家，古代遗产和现代生活之间，批判地应用过去的和大胆创造新的之间，是没有矛盾存在的。③阿谢普可夫要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在“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方面打下坚实基础，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④。在苏联专家的引导下，新中国的建筑师开始接受一种新的建筑设计思想，这就是“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思想。

苏联建筑界倡导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25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发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提出“民族形式、无产阶级内容”的文艺理论，阐述了把民族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⑤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论及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时也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⑥应该说，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穆欣建议中国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应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梁思成是赞同的，认为这就是新中国建筑设计的总方向，只是过去没有学好，未能体会它的精神，“加上观点方法错误，所以不知如何做起。”⑦现在，苏联专家又重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很快就得到梁思成的认同，他的设计思想随之发生转变。

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不仅强调建筑的民族风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种艺术，即强调建筑的美观。1935年7月，联共(布)中央在批准莫斯科改建五年计划时指出：“城市建设工作应全部达成艺术形态，不论是住宅、公园、广场、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宣布了美观和实用的统一性——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艺术造型和实际用途有机的统一。”当时，国内有些建筑单位把“适用、坚固、经济”作为建筑的三个要素。穆欣却反复告诫中国建筑师，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城市建筑不仅要便利、经济，而且必须美观”，“要美观就不能经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艺术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认识到“只要有房子住，谁管它美不美”的思想是错误的⑧。

针对中国建筑学界曾模仿西方现代建筑的情况，1953年波兰建筑师协会召开之后，在华工作的苏联建筑专家提出反对“结构主义”的口号，认为“结构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领域的反映⑨。在批判“结构主义”之后，中国建筑界掀起学习苏联建筑的热潮，这就是提倡“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设计方向，梁思成是其中一位最积极的分子。1953年2月至5月，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问团对苏联进行访问。他实地考察了苏联建筑的发展状况，看到莫斯科兴建了带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群，使城市变得非常优美。他称赞苏联建筑师“创造性地应用古典与民族传统来设计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建筑”，认为“苏联的成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⑩。于是，梁思成开始极力提倡“民族形式”的设计。10月，他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建筑师，建筑艺术家，有必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而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新建筑“应该是产生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11)。1954年，他在《祖国的建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盒子。”(12)

什么是中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应该怎样来表达？中国建筑师和大学建筑系教授，出于对中国建筑事业的热爱，都在积极探讨这个问题，努力寻求中国的民族形式。梁思成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古典建筑不仅成为许多大学建筑课程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许多建筑师追求的设计形式。应当承认，研究中国建筑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只限于研究古代建筑，而忽视现代建筑。然而，建筑界在探讨“民族形式”的设计问题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再从设计部门的情况来看，许多设计师在现实工作中，结合具体的建筑工程，努力创作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有些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把现代建筑同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起来，设计出一批既符合功能需求，又为广大民众所喜爱的建筑。(13)但是，中国的古典建筑博大精深，要想在较短的时间里搞清楚中国民族形式的真正内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大多数设计师认为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就是简单地模仿古代的宫殿、庙宇、斗拱，而不是批判地吸收。于是，他们设计的许多建筑物都戴上四周伸展出“飞檐”、下面支撑着“斗拱”的绿色帽子，当时被称为“大屋顶”。这种设计形式的扩展速度非常之快，据北京市的统计，1952年“大屋顶”的建筑面积为51000多平方米，1953年增加到169000多平方米，1954年达到220000平方米。(14)而且由北京开始，两三年之内就传播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在1954年达到鼎盛时期。“这种‘民族形式’不但在民用建筑中到处滥用，而且也逐渐向工业建筑中‘发展’”，(15)几乎成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种潮流。

中国建筑设计师大多接受过西方的建筑教育，在欧美“玻璃方匣子”式的设计思想受到批判之后，他们对苏联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设计思想接触的时间又不长，还需要一个逐步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确定中国自己的建筑设计创作方向，设计出既经济、适用又美观的建筑，这确实需要认真探讨。遗憾的是，中国建筑界一开始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在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中国，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更没有遵循厉行节约、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方针，而是盲目照搬了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甚至把“民族形式”等同于“大屋顶”。这就是中国建筑界学习苏联，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带来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