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动与乡村干部教育【2】

——以川北达县为考察中心(1951~1952年)

作者:何志明    发布时间:201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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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互助合作意识:乡村干部训练班

集体化是中共执政伊始即已确立的目标,如何顺利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化是中共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征粮、减租退押以及土地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广大乡村干部成为继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关键对象。作为乡村干部,他们有着与中央步调一致的内在驱动力;但作为普通农民,他们则存在根深蒂固的传统私有观念。可见,在乡村干部中需要尽快强化互助合作意识。在中共中央及西南局的部署下,各地通过开办乡村干部训练班的形式,帮助基层干部接受中共在土地改革后的奋斗目标。

达县于1952~1953年开办了多期乡村干部训练班,参加者既有在任的乡村党员干部,也有土地改革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乃至农协等团体的非党员干部。在1952年12月18日至1953年1月3日举办的一期训练班中,参加学习的干部为362人,其中包括乡长10人、乡农协主席25人、村长153人。据调查,这些学员的总体特点是:“大部分是在土改中培养出来的老实农民,缺乏文化,能力较差,对问题接受较慢”。[15]举办这些训练班,固然是为了消除乡村干部们存在的“换班”、“松劲”思想,但通过集中授课、讨论的方式强化他们对互助合作的认识,可以增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认识,为即将或正在开展的合作化运动做准备。

首先,针对干部们存在的“酆斯云思想”,训练班采取了“反向动员”的方式进行。[8](美国社会学家米拉?马克思?费里认为,通过突出强调集体性灾难的威胁来引发“反向动员”有时更为有效。参见〔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著,刘能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为打消干部存在的“换班”思想,训练班“根据干部一般情况,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总结工作,以土改后地主反攻的实例来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警惕性”。经过教育与集体讨论,八区河市乡五村村长龙仁喜说:“土改后我认为土改了地主阶级也打垮了,还有个啥子事吗,再加上我的生产也无法解决,群众也不拢(来),因此我就回家埋头生产去了,三个月都没有到村上。”在听了地主反攻[9](达县属原川陕苏区范围,红军撤离川北后,立即遭到了一些返乡士绅民团组织的清算,不少留在当地的红军干部和家属被杀害。)的事实后,他表示:“我决不怕一切困难,坚决是要干到底”。[15]可见,训练班采取的这种动员方式,事实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其次,通过集中授课、讨论的方式,阐述土地改革后中共的奋斗目标,帮助乡村干部树立互助合作意识。据调查,达县乡村干部知识水平整体低下,他们对于“共产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以及“共产主义”等概念并无清晰的认知。如在1952年10月举办的训练班中,“知道一些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学员仅占学员总数的8%,一些人虽然知道“共产党处处(是)为人民利益的……但不知道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东惠乡周国良说“共产党是个人”,罗某某说“共产党是个目标”。[16]对此,训练班首先围绕什么是共产党以及中共中央制定的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展开讲授并组织讨论,互相启发。在经过小组反复的讨论以及个别谈话后,学员们“认识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一切最高形式,同时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党”。[15]在讲解工人阶级为何能成为领导阶级的问题上,训练班采取了“工人用机器大生产,与农民用落后生产工具进行个体小生产,工人的集体生产养成的团结组织性,集体主义思想联系农民个体生产养成的散漫自私保守思想”进行对比教育,[17]使学员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训练班里的人员聚集与思想碰撞有助于取得共识。据中共达县县委组织部调查,不少乡村干部在受训前,还对“公有化”持抵触情绪。干部唐昌艰认为,若“土地归了公,没人愿做活路(方言,即干活——引者注),会造成很多懒汉”。一些年龄偏大的干部还“感到悲观失望”。如李承平说:“我五十几了,享受不到那个幸福日子,那不是空淘神(即白忙活)吗”。[18]有的干部则对共产主义的“公有”认识不清。如罗家寿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分你的我的,穿吃一样,才是天下农民一家”;还有的人说:“富农田地多,到共产主义不交出来就斗”。针对乡村干部中存在的这些偏差,训练班主要采用了“榜样教育”的方式,如以苏联集体农庄中“山坡上能用机器耕种”为例,指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同时,对共产党奋斗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进行解释:“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筑在大生产基础上,生产资料才归公有,生活资料仍是私有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动分配”。[17]尽管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的经典叙述有所出入,但对于打消干部们的疑虑、达成公有制的共识则十分有效。

共产主义目标究竟应该如何实现?训练班的做法是,首先让学员们在思想上“明确革命的方向,有信心和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英勇奋斗”,然后“再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轮廓摆出来,使(学员)看到前途”,“批判与克服学员现存的苟安思想,指出目前革命还没有成功”,同时指出具体实现途径,那就是必须先进行“农村目前的互助合作运动”。[17]通过这种远近结合的方式,既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又指出了互助合作运动是具体实施步骤,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互助合作”意识的形成。事实上,共产党当时在农村有很高威望,充分“证明了有能力让农民富裕起来”,[19]加之干部们在训练班中强化了互助合作意识,使得乡村干部们形成了普遍的共识:通过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例如,达县举办的一次训练班结束时,村干部黄志碧即明确表态:“土改后认为莫事,只是搞生产,这阵方知道革命还早,要到共产主义社会,回去后一定好好搞”。[17]

在思想层面而言,消除在乡村干部中存在的“酆斯云思想”以及帮助他们树立互助合作意识,认识互助合作运动的意义,是此次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但是仅仅有思想教育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组织层面的落实,这就是结合举办训练班开展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将其中表现积极者吸收入党,使他们在互助合作乃至集体化运动中发挥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