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动与乡村干部教育

1952年9月28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廖鲁言郑重宣布“土地改革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1］这标志着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广大农村确立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国小农的个体性、分散性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被强化，这与中共中央既定的合作化乃至集体化的目标相背离。［2］因此，从土地改革后期开始，中共中央就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发起了一场针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运动，而正是这场教育运动为推动农村从农民土地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但学界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1]（学界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相关专著与论文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叶扬兵所著《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虽然对开展农业合作化之前的乡村干部训练有所提及（见该书第208页），但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英国学者许慧文对1949～1956年中南区的农村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可能囿于材料，她并未涉及土地改革后新政权对乡村干部教育这一问题（Vivienne 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满永以国家权力渗入乡村过程为视角，对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干部训练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以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时期为考察时段，展示了“国家干部”的诞生以及训练中“国家权力的乡村日常化”过程，但可能由于考察时段过长而难以兼顾全面，并未涉及农村建党这一重要问题（满永：《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干部训练——建国后国家权力渗入乡村过程的微观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4期）。事实上，通过在农村建党、训练党员干部，并在乡一级建立支部，是国家权力在乡村中下移的重要路径。鉴于既有研究，本文将考察视域限定于土地改革后期至互助合作运动时期，并对此时农村基层建党工作予以微观分析。）本文拟运用川北达县档案馆的资料，通过对土地改革后期基层组织工作进行微观分析，展现这场在农村互助合作背景下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及其在土地改革到农村集体化转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为理解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完成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一、川北行政区土地改革后乡村干部的心态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便于统一管理，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大区制，1950年1月，在西南设立西南行政区，并将原四川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大省级行政区和重庆市，统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川北行政区（以下简称川北区）设有川北人民行政公署，胡耀邦担任行政公署主任与川北区党委书记。根据划分，川北区由南充、剑阁、遂宁和达县四个专区以及南充市构成，共计35个县。

达县[2]（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达县改区，易名为达州市达川区，因本文以档案资料为依据，故引用时保持原名。）位于四川东北部，当时属达县专区管辖。1952年9月，包括川北区在内的四个省级行署重新合并为四川省。川北区大多为山地，以农业为主，工业整体发展滞后。

从大革命时期起，中共即在四川建立党组织，但因多次遭到破坏而发展缓慢。1950年，川北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随着外来干部及转业人员增多，各县党员数量才有所增加。据统计，1951年，达县有党员116人，但“大都是复员军人、革命职员，学生”［3］。可见，此时党组织的力量尚未深入到农村基层。

根据中共中央与西南局的部署，在经历征粮、减租退押等运动后，川北区在1951年2月至1952年4月开展了土地改革。［4］川北区土地改革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得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肯定。［5］各地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还通过向农民颁发土地证的方式将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固定下来。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1952年5月川北区对苍溪等七个县的统计，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热情高涨，“新修培修的塘堰一万三千余座，植树六百余万株”，且在防旱抗旱斗争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春耕生产和爱国增产竞赛运动”。［4］农民在得到土地后，迅速开始生产，打理自己分得的土地。但此时的乡村干部却面临一个颇为踌躇的问题：“如果他们正直无私，热心公事，则尤其难以大幅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反而很可能被一般农民甩在后面。因为一般农民可以全心全意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则很少余力照顾自己的土地”。［6］因此，在全国范围内，不少乡村干部开始出现被称为“换班”的消极懈怠思想。川北区同样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川北区一期土地改革刚结束，分到土地的干部就产生了消极懈怠念头，具体表现为“干部不想当了”［7］。这类基层干部中的思想问题，当时曾被西南区总结为一种思想类型，即“酆斯云思想”[3]（酆斯云，川北区南充县人，贫苦农民出身，因在征粮、土地改革中表现积极而先后被提拔为乡农会主席、乡长，土地改革后他觉得自己文化层次低且当干部耽误生产而自行离职回家种地。酆斯云由此成为西南干部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参见酆斯云口述、王积厚等整理：《“酆斯云思想讨论”对我的教育》，《南充市文史资料——胡耀邦与川北区工作回忆》第2辑，1994年，第107～108页。）。实际上，酆斯云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川北区不少乡村干部的心态。如遂宁专区某村的农会主席，土地改革后工作积极性低落，区上通知他开会，几次他都推脱不去，还称：“土改了，开啥子会呢？闹生产吧！”[4]（吉杰：《谈谈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思想领导问题（1951年8月5日）》，川北区党委办公厅编：《川北工作》第65期。）通江县洪药乡四村妇女委员吴茂珍说：“乡上没有我的米，情愿回家生产”。[5]（《洪药乡村干部展开“酆斯云思想”讨论的收获》，通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编：《通江土改通讯》第80号，1952年1月20日。）据统计，川北区存在“换班”思想的干部竟“占整个乡村干部百分之五十左右”。［8］

此外，尽管土地改革使农村阶层结构整体上呈现“中农化”趋势，［9］但由于个体农民中事实上存在的技术、勤惰乃至土地条件差异，农村必将发生新一轮的贫富分化。一些善于经营的农民（包括乡村干部）抓紧扩大生产规模，有的甚至采取了雇工、放租的做法。[6]（川北区达县地委对农村中的此类现象予以严厉批评：“由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农村党组织及其成员受到严重的影响和侵蚀，部分党员滋长了剥削别人、自私自利，只顾个人发财等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如雇工、放债、买田、出租土地、囤粮不卖”。参见《中共达县地委组织部关于农村建党及其他有关组织工作的意见（1954年2月7日）》，四川省达县档案馆：17-1-58。）

乡村干部亦存在尽快脱贫致富的主观愿望。土地改革结束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增加自身财富的目标上来。据达县县委组织部调查，发现“目前在乡村干部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富农道路的剥削思想”。根据第二区的不完全统计，在126名乡村干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削思想的有百分之五十，其中部分还较严重，个别的还有严重的剥削行为”。如堡子乡有个村干部土地改革后“把自己的田出租了五挑（一种土地计量单位——引者注）”；石桥乡乡长任仲明说：“我想把老婆留在乡上住，田地出租”。［10］事实上，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包括乡村干部）单干乃至贫富分化现象，明显与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拟定的集体化目标相背离。对此，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西南局第六次会议上就对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经营土地存在的问题表示了忧虑：“农业经济由集中到分散，百分之六七十的新分得田地的贫雇农的生产资料极端缺乏，如不注意扶持，不但增产困难，且有减产危险”。［11］

事实上，关于土地改革后是否立即转入合作化运动，在中共中央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争论。1950年，山西省长治地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的赞扬，并于1951年4月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要求提高互助组，转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但遭到了严厉批评，双方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山西省委被迫做了检讨。［12］但毛泽东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表态支持山西省委，［13］这场争论大大推进了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进度。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中共中央发给各级党委试行，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式开始。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报告中共中央，提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具体方法，建议省、县、区党和政府组织“应训练积极分子，推广经验，提高觉悟”，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并将其转发全国。［14］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的“训练积极分子”，“提高觉悟”，其对象即为广大乡村干部。土地改革后转入互助合作乃至集体化运动，实则蕴含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转向集体所有制的重大嬗变。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农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因而要推动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乡村干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号召，对广大乡村干部提出新任务：“我们今后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在于如何进一步发挥农民从土地改革运动基础上发展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如何进一步把西南广大的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来。”[7]（张际春：《把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广泛的组织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1952年9月28日）》，《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下册，1954年编印，第988页。）针对乡村干部存在的“换班”及“松劲”思想，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各地迅速展开讨论的同时还发出指示，要求“大量开办农村积极分子训练班”，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11］（p.458）因而，开办训练班就成为党对乡村干部群体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