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思维与中共党史研究【2】

二、党在地理空间上的流转变迁

近代中国“变”的共相之下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岐性，“幅员广阔造成了明显的区域性发展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变动与思想（或心态）等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不同步的现象”，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近代中国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世界’”。[7]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全面、最深刻的历史变革，从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到偏远的山区小村落，无不深受这一变革的影响，并以其实际行动处于这一变革过程之中。从地理空间变化的角度关注这一变革，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之一。党史地理空间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多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多表现为区域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变革与发展。

一是通过党组织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去直观地理解党的历史。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历史过程，在地理区域上也呈现为一个逐步扩展的进程，由最初的上海、北京等地扩展到湘、鄂、鲁、粤等省，再逐步扩展到其他省份。当然，这一地理空间上的扩展绝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经历了大量的曲折与反复。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所隐含的基本逻辑就是：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都须依靠人民军队的武装护卫，二者甚至高度合一，因而党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往往随着军事活动范围的流转和扩展而有所变化。当武装斗争开展得顺利时，党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往往能够随之由点到面迅速扩展；当武装斗争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时，党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也只能随之流动转移，原有地理空间的党史活动只能要么转入地下，要么遭到破坏。如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拓展了中央苏区党和人民军队活动的地理空间，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又直接导致党的中央机关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而留下来党组织只能被迫转入地下去“打游击”，一部分能够坚持下来，另一部分则被“破获”。

二是通过党和政府领导的区域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去理解党的历史。区域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变迁与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史地理空间变化的直观体现。近代中国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莫过于中国社会由封建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8]然而，党和政府领导区域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的进程并非完全同步，客观上形成了变革发展程度上的区域差异。如上世纪50年代东北地区工业发展迅速，靠近苏联、便于取得苏联援助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政策允许其对外开放的时间要早于内地。再如，要彻底扭转北京等大城市“越来越大”的大城市病，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既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也要彻底改变党和政府长期实行的按照城市等级分配社会资源的传统做法。

同时，党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实现。“《水浒传》中有位‘神行太保’，走起路来脱地有术。《西游记》里也有许多妖怪神仙，一旦腾身而起，一去就是几百里。这些故事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重点都在‘腾’与‘脱’。相形之下，常态之下人们的活动，多半跳脱不了空间架构秩序所形成的制约。”[9]党史活动要实现地理空间的流转同样面临着形形色色的“障碍”，概括而言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距离障碍。长征时期红四团只能边打边走，在一夜之间步行240里才能“飞夺泸定桥”，马家军骑兵（骑马）由于机动性好而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敌后武工队在电视银屏中已经骑上了自行车，而今人民军队的“骑兵”全部使用了机械化交通工具。再比如刘少奇1921年乘轮船和火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路上走走停停花了三个月，1949年乘轮船和飞机再次秘密赴莫只用了几天时间。另外飞机的安全性也曾让党内高层们在选择出行方式时非常头疼，而日本新干线列车的“快”，对邓小平下决心推动改革开放的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是信息距离障碍。红军建立初期只能依靠通讯员上传下达，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消灭张辉瓒师后（1930年12月底）缴获的一部电台和10名机组人员，才组建了人民军队第一支电台报务组。1935年《八一宣言》先在莫斯科发表，又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全文刊载，寄回国内后，到年底才影响到“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成为“一二?九”运动实际上的行动指南；到1936年春，“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这个宣言”；[10]而莫斯科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要到1936年7月。[11]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第二年全国电视网才初步形成，[12]至于手机、网络、卫星电话在党史活动中的逐步普及，不过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最后是运输条件障碍。川藏、青藏、新藏三条公路建成通车极大地缓解了西藏对印度战略物资的依赖，从而成为西藏平叛后中央对藏、对印决策的关键因素；[13]高速公路、铁路网的扩展和延伸极大地加快了区域间经济、社会的融合与发展。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大庆至秦皇岛）建成和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完成技术改造，都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14]而汶川大地震后，由于地面道路破坏严重，重型机械设备很难到达救灾现场，频繁用于调运重型机械设备而立下赫赫战功的米-26（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直升机）当时国内只有两架，一架系哈飞集团2007年自俄罗斯租赁，另一架系震后从俄罗斯临时租用。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善，曾经阻碍党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逐步消失，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地理空间上的流转与扩展，给党组织开展活动以很大促进，另一方面也给以后的党史研究增添了更多“麻烦”——党史研究者需要更加专注地去对待这些不易引起历史研究者注意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