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思维与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近现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政治空间，是承载中共党史活动的“容器”和平台，是深入理解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党史物质空间隐含着丰富的党史信息，其建构、消失、发挥作用和形态变化，体现着特定的党史逻辑。党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展现为“党组织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和“区域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变迁与发展”，而实现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必须克服地理距离、信息距离和运输条件等障碍。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的空间战略选择与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史活动原有的展开路径与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党史发展轨迹。

关键词：空间思维；党史研究；物质空间；地理空间；空间战略

空间思维是指能够突破点、线、面的制约，从立体角度去全方位思考问题的方式。政党作为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组织，既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空间，也在不断拓展或“生产”符合自身逻辑的社会历史空间。空间因素天然地嵌入到了政党历史的每一个角落的事实，强烈地要求我们在政党历史的研究之中，必须具有空间思维。科学认识空间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的逻辑地位，进而把空间因素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对于我们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探寻中国共产党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空间思维去理解中共党史，进而开展党史研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党史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二是党在地理空间上的流转变迁，三是党的空间战略的选择调整。

一、党史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物质空间隐含着丰富的党史信息，其之所以建构、消失、发挥作用和形态变化，都蕴含着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特定历史逻辑。离开了物质空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能是脱离了现实的抽象的空洞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姿多彩、源源不断的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才呈现为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一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建构去理解党的历史。特定党史活动内容要求党的物质空间按照其存在逻辑展开建构。党史物质空间的建构大体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空间的改造，使原有自然物质空间呈现为开展党史活动所需的空间形态。譬如，韦拔群1925年夏天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东兰县创办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今列宁岩），位于东兰县武篆镇东南4公里的拉甲山半山腰一个叫“北帝岩”的天然石洞内，是一处天然大课堂。[1]这种将自然空间（岩洞）改造为开展党史活动所需场所（教室、图书室、宿舍等）的做法，在没有合法斗争环境的早期党史上不胜枚举，既是革命先辈开创党的事业过程中筚路蓝缕的真实写照，更是党的事业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的“孕育空间”。

第二种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使原有物质空间呈现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新物质空间。这一情况通常表现为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改造自然、战胜灾害、改善民生而形成的空间存在形态。譬如，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为治理“三害”积劳成疾，现今大片风沙盐碱地已绿林成荫、粮棉两丰；河南林县人民经过十多年奋战，在太行山上筑起“人工天河”红旗渠，形成了一个涵盖山坡、丘陵、梯田和盆地的完整灌溉网络，彻底改变了该县十年九旱的自然面貌；[2]而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三峡工程，不仅以“高峡出平湖”的伟绩改善了长江航运，更改变了库区整个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与前一种党史物质空间的建构多出现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这种由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对不合理的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使之形成符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空间建构，多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年代，生动地体现了党史物质空间“执政为民、服务群众、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建构逻辑。

二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消失去理解党的历史。很多物质空间以其消失而见著于党史，党史上物质空间的消灭同样需要引起党史研究者的注意。党史物质空间的消灭至少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党史活动的产物而得到建构的党史物质空间，一段时间后因不再符合当时阶段党的建构逻辑而被消灭，如“大跃进”运动中风靡一时的公共食堂，在几乎发挥了它的全部负面作用之后，很快就被解散了；盛极一时的人民公社，以天下第一社——嵖岈山人民公社为例，虽然延续了20多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但“真正‘风光’的岁月最多两年时间”。[3]二是作为革命活动或政治运动对象的物质空间在党史活动中被消灭，如在“文革”初期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中大量建筑古迹被摧毁，寺庙佛像、故居墓庐、园林牌坊，几无幸免，山东曲阜的孔庙甚至遭受毁灭性打击。

三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作用发挥去理解党的历史。党史物质空间一旦建构成型，又会在客观上“对于其间将所要开展的活动”，“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规范性”。党史物质空间在建构过程中注入了规划者的特定目的和逻辑，“人们一旦进入或使用这个空间”，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共青团员、党的积极分子，还是普通群众（即便如埃德加?斯诺等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也“不得不跟这个规划逻辑进行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对话”。[4]这种对话往往在文化意义或社会意义上给进入者以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某种影响或暗示。如上文提到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等广西农运的早期领导人“按照广州农讲所的面貌来设置课程，进行教学”，[5]洞口拱门贴的对联是“要革命的站拢来，不要革命的走开去”，讲台两侧的对联为“地主豪绅把劳动群众当盘中餐，劳动群众把地主豪绅当枪口（胡著中“口”字遗失）靶”，讲台屏风上悬挂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画像，[6]无论是置身其中学习革命理论的人，还是我们今天的参观学习者，都直观深刻地感受着革命符号的冲击与洗礼。诸如此类的党史物质空间设置模式遍布全国各地，如红军大学、列宁小学、读书生活出版社、列宁团校等等，它们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形态，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光辉灿烂的历史。

四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形态变化去理解党的历史。同一党史物质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利益选择，往往会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而不同的建构逻辑往往又是不同利益资源博弈实践的结果。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利益体系支离破碎，多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博弈、错综复杂，屡见不鲜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展示革命斗争环境“混乱”和“多变”的同时，也暗示了其“复杂”与“残酷”的另一面。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利益链条之下的同一党史物质空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体现着不同的建构逻辑。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国民党在龙华设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后改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为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的政治监狱；抗战期间，龙华监狱的监禁建筑多毁于日军炮火；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关心下，上海烈士陵园先是将龙华二十四烈士殉难处辟为纪念地，90年代又正式筹建为龙华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种截然相反的物质空间形态，呈现出的是党史物质空间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围绕不同的利益实践展开的多条迥异的建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