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思维与中共党史研究【3】

三、党的空间战略选择

党的空间战略关系党的事业全局。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调整空间战略，是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基本经验之一。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的空间战略选择与布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必须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中进行的每一次战略调整，无论是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还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也无论是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知青大批回城”，还是改革事业从农村推进到城市，都对党的历史产生过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史活动原有的展开路径与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党史发展轨迹。

一是通过对党在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战略选择去理解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城市空间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无产阶级集聚的中心，不仅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大城市，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都发生于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一重大革命战略选择上并未能直接触及真理。在多次进攻大城市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农村，才逐步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农村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工作中心向农村空间的转移，在战略上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广阔的农村革命空间，由此在广阔的中国农村逐步衍生出“根据地—苏区—边区—解放区”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革命空间，并且多块根据地、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之间相互配合、不断扩展，在实践上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

二是通过对党在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战略选择去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城市空间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阶段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及时认可，这也为以农民为主体、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解放城市”、“较为完整地接收城市”以及“迅速开展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认识基础。当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遇到困境（如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时，农村空间又开始成为“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着“文化大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大批知识青年又开始“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5]然而，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村空间的落后面貌，反而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一窝蜂”返回城市，针对返城知青的就业安置还催生了“股份制”[16]，他们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7]和民营企业的雏形——“个体户”因此获得了基本的合法生存空间。

三是通过对党在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战略选择去理解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社会主义改革又是在农村地区率先打开了突破口。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也为乡镇企业的崛起扫清了障碍，既打开了农村空间进步发展的闸门，更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在城市的迅速推进奠定了基础。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最鲜明地体现在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世界之窗”，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鲜活物证”。此外，城市地区的改革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原有形态，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似乎总也不够住，道路车辆越来越好却还是拥堵，对党领导的城市建设及时化解“大城市病”和在密布的现代化写字楼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城市空间也开始“反哺”农村空间，为党领导的新农村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现今城镇化战略大举推进的历史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探寻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各自的战略特点和彼此的战略关联，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得到继续拓展，是全党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当然，“我们谈史学研究中的空间思维，目的并不在于狭义的提倡城市研究”。[18]中共党史研究中空间思维的运用，也可以有更广阔的应用平台和更丰富的研究技巧，如何使空间思维为中共党史研究加分，仍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1]胡国胜：《红色符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2][12][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76、974、973-974页。

[3]王来青：《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兴衰与变迁》，《党史文汇》2009年第2期。

[4][9][18]叶文心：《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5]黎国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右江的农民运动》，《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6]胡国胜：《红色符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7]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0]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

[1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3]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15]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16]厉以宁：《被耽误的股份制》，《经济观察报》2008年第366期，

[17]邓泽民：《知识青年由上山下乡到留城安置的转变》，《江淮文史》2008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